警惕摊大饼的城市化
因为特殊的工业化路径,当前中国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工业化的全覆盖,尤其是珠三角核心区,几乎所有土地都已经“农转非”,变成了建设用地。所有这些变成了建设用地的土地上,作为权利主体的农民都期待从土地上获取巨额利益。任何对土地的利用都会引发农民强烈的获利诉求。因此,这些地区进行再开发的难度极大。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先发展地区,珠三角的工业化是从招商引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开始的。为了调动各方的发展积极性,迅速实现工业化,珠三角发展模式几乎都是所谓“四个轮子一起转”,即市县、乡镇、行政村、村民组四级均以土地招商引资,进行土地开发,集体土地上大量建厂房出租或出租给外来企业建厂房。在整个珠三角核心区的地域上,各种外来资本几乎同时建厂。
大量外资引入必然要招收大量外来农民工,成千上万农民工的涌入需要住处,村社集体不仅允许农民在宅基地上建房出租,而且可能为农户分若干宅基地建出租房以解决外来农民工的住宿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县市、乡镇、村组以外,当地农民也加入到土地开发和工业化进程中,从而形成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快速工业化。结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珠三角核心区即全面实现了高度工业化,甚至成为了全世界的制造中心。
“五个轮子一起转”的珠三角工业化模式,好处是实现了快速且高度的工业化,坏处是缺少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不规范,使得土地上覆盖了各种用途的物业,且覆盖了各种不同的产权,形成了刚性的土地利益。
珠三角核心区以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因为“五个轮子一起转”所导致的摊大饼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显然没有做到合理利用土地,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都存在缺陷,无法满足更高质量城市化的需要。我认为“五个轮子一起转”的摊大饼的城市化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学界有人主张“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就是主张农民在他们具有使用权的集体土地上进行工商业建设,这是不科学的。当前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搞不好也会造成缺少规划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陷阱,因此要特别警惕。
村庄是城市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城市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进退,即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时,农民进城,城市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时,农民返乡;农民年轻时进城,年老时返乡;农民家庭中年富力强子女进城,年老体弱的父母留村。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的城市化从来不是一次性进城,而是保留了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的可能。正因为进城农民可以在进城失败后返乡,中国城市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讲,年富力强子女进城务工,收入机会多。中老年父母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却有能力留村种地。留村种地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种地是一种就业,有就业有收入才觉得有价值。在农村有自己的住房,有农业收入,还有房前屋后的庭园经济,农村生活成本就比较低。正是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及由此形成的农户家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而使农民家庭每年收入多于支出,年年都有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半工半耕”当然也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家庭的代际分离,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留守老人、留守子女问题。尤其是年老父母留守在偏远农村,年轻子女远到沿海务工,使得农民家庭之间的相互照料变得困难。
更糟糕的是,当前的中西部农村,因为县城房地产的开发,大量农户进城买房,但县城缺少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进城买房的农民无法在县城生活下来,年轻子女往往要到沿海或大城市务工经商。如果地市一级因为聚集而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有了二、三产业发展的条件,有了各种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则进城买房农民就可以住在城市寻找务工机会,条件好的就可以将农村的留守父母接到城市来;条件不够好的、在地市居住工作的年轻子女,则可以随时回到农村照看父母。
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保留农民的土地权利,让进城失败或无法全家体面进城的农户家庭仍可以从村庄中获取收入,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可以保持稳定的重要秘密。
“三个轮子一起转”的城市化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战略应当同时注重三个方面:
第一,以开发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建设可以成为吸纳产业和进城人口的主要区域。开发区要保持其生产性,核心是土地上不能形成食利者,要将开发区产生的主要价值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保持廉价进城的条件。城市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产业,以及更好地服务于进城人口生产生活的。高昂的土地价值以及房价使中国失去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优势。
以开发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化,为中国产业发展、为中国进城人口在城市体面安居、为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强有力支撑。这样一种开发区模式既包括国家级新区、国家开发区,又包括省市各级的开发区。县级及以下则应限制开发区建设。
第二,目前已经覆盖了大量既得利益的老城区、老工业化地区,因为土地上不仅有着复杂的既得利益结构,而且上面有大量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建筑,这些城区改造就应当缓行。
第三,中国城市化并不应排斥和消灭村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互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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