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信联行项友武：从物业税到房产税 三问国务院

　　笔者按：下笔之前，我本想将文章题目定为“从物业税到房产税发改委怎能朝令夕改？”，但是在撰写过程中，总是觉得有种难以名状的不妥。仔细体会，原来发觉将板子打在发改委的身上似乎不公，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发展委应当与国务院是“父子关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子不教，父之过”，因此也许将题目确定为“从物业税到房产税代公众三问国务院？”更为恰当些。

　　日前，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意见》的第五部分第一项中提到要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作为好事者，我将2009年的《意见》搜出来，却发现其中关于房地产税收政策的表述却是要“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这倒激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再往前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2008年的《意见》中的说法竟然是要“研究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好家伙，再往前搜，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在2007年的《意见》中赫然写着要“积极推进物业税改革”。

　　先看态度变化，从“积极”到“研究”，从“研究”到“深化”，再从“深化”到“逐步”。再看税种更迭，从“物业税”到“房地产税”，从“房地产税”又到“物业税”，再从“物业税”到“房产税”，三年（跨四年）兜了四圈，当年的“积极”却变为今天的“逐步”，当年的“物业税”又成为了如今的“房产税”，怎么看怎么觉得言语含混，语无伦次，于是乎在慨叹中华文字博大精深的同时，我不禁要问：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发改委，是否能够承受制定关乎社会发展乃至大众利益的体制改革文件之重？我又要问，作为国家大计的体制改革问题为何要年年定计划，而且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还要问，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如果上年工作没有落实是否应当向代表人民的全国人大说明原因？

　　看看发改委几年来的一个又一个《意见》，我们忽然发现政府其实是有先见之明的（如果今天施行的包括房地产税收征收制度改革在内的房地产调控思路及政策是正确的话），因为早在三年前，政府就有了积极推进物业税改革的想法了。然而奇怪的是，如果说政府有先见之明的话，那么作为体制改革内容之一的该项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推进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以至于之后的几年中每年都要拿出来再说一遍。

　　其实早在2006年，为了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的主要调控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37号文），其中关于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内容是调整营业税的征收方式（即所谓免征时限由2年改为5年的调整）。但是此举仍未能遏制住房价上涨的势头，于是到了2007年9月，人民银行、银监会又出台了《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及其补充通知，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发改委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出物业税改革的2007年，除了贷款限制，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政府关于物业税或房地产税政策改革的任何行动。

　　如果没有猜错，发改委说了不做背后的真正原因也许是中央政府认为此前已经调整了营业税征收政策，当时再加上一个金融调控政策应当问题不大了。巧合的是，此后的房地产市场却是相当低迷，房地产价格也一路向下，房产熊市自2007年底一直延续到2009年一季度。

　　当然当年房市低迷、房价走低是否是由于调控政策倒值得商榷，因为此间恰逢全球金融危机（或叫金融海啸），也许原本就是狐（调控政策之狐）假虎（金融海啸之虎）威，但是却实实在在地耽搁了本应推进税制改革（或税制改革准备工作）的时机。（当然，如此说，并不代表我承认税制改革会对稳定房地产市场或价格会起到实质性作用。但是，即使税制改革不那么有效，早改革也许比今天再来改革带来的不良后果也许会小一些。）

　　纵观几年来中央政府在房地产税收政策上的暧昧态度，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本应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层面上的税收制度改革，应当纳入国家发展改革的全局工作之中，而不应作为一个所属组成部门的工作计划，此举很不严肃，也很不负责任。

　　二是面对得与失，眼前与长远，中央与地方等问题时，不能够果断出手，相反却患得患失，既想经济增长速度不减，又想利益分配格局尽如人意，殊不知“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事儿根本就是个幻想。

　　三是在制定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税收政策时，本应经过最高权力机构的审查与决定，进而可以集思广益，但是遗憾的是根本没有这样的程序，于是乎就凭着发改委（也许就是发改委里的某个司甚至是某个处的几个人）的一纸文件就将国家改革发展大计给定夺了。

　　四是制定了工作计划，却根本没有落实的迹象，而且是今年提出，明年又变个说法再提，就是光打雷，不下雨。不是言必行，行必果；反而是言不行，何谈果？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不久前美国政府推出的医改方案的出台程序，根据相关法律，该程序大致包括五个步骤，具体是，一、立法前对问题进行定义和阐述；二、法案草拟后经两院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三、两院全体投票表决；四、两院通过合并版本；五是由总统签字立法。为何他人如此谨慎，程序如此繁琐，因为任何改革都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改革主导者不能够只顾及单方的感受或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好像我们的医改方案搞起来没有这么复杂，我们倒不是担心过不了人大，因为根本不需要经过人大。当然也不用担心利益相关方的感受，因为根本不给你博弈的机会或可能。）

　　同样，我们在处理很多涉及到包括税收政策和行业发展的重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最近的房产新政从两会结束到出台经历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基本程序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务院自己起草，自己通过）时，却将生死予夺大权毫不吝啬地授予了一个政府部门，根本不需要向权力机关的批准；也根本不需要征求公众的意见，甚至根本不需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当然也根本不需要报告工作落实情况。试想一下，如此情形之下出来的政策，不能够切实落实倒在情理之中，而要是能够持续推进反倒觉得奇怪了。因为我们出台的是政策，政策是可以调整的，而且调整起来很方便，开个会，发个文就OK了。

　　由此及彼，回顾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政府行政甚至司法的主要依据就是主要靠政策，建国三十年，虽然我们叫人民共和国，我们也有宪法，宪法里也规定了公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但是我们却没有一部完整的刑法，甚至没有一部完整的民法，于是乎能够在三十年里保持政权稳定倒也算是一个奇迹了。然而，我们也许并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于是乎以为政策真的是个宝，方便快捷，随用随定。要知道，三十年政策主导管理模式下的中国及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我们整个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文化，国家经济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人民大众其实没有真正的权利甚至是权利意识。

　　历史车轮已经驶入二十一世纪，当然我们的车轮也应当驶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历史的阴影应当被抛在身后。尽管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应当平稳有序，尽管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社会政府也应有所作为。可是，如果我们仍然革除不掉政策万能的思想余毒，如果我们仍然以为政府部门甚至政府公务人员就能代表公众的意志，如果我们在行使权力时完全可以不顾及包括利益相关方在内的公众的意见，如果我们得政府可以说了不做而且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话，我想，即使房价或蒜价问题（当然也许只是暂时或是可能）可以解决的话，也并不能代表我们管理经济的水平真的是有所提高了。就好像中医针灸可以帮助病人止痛，于是我们便对西医止痛片不屑一顾一样。如此怀旧，如此自我，那么，我们的经济社会管理水平还能够真正得到提高吗？我怀疑！

　　最后，我想说的是，房地产市场确实需要平稳发展，房地产价格的确不能上涨过快，房地产税收政策迟早也肯定应该调整，但是何时调整、谁有权力调整、及如何调整才恰当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定夺应当不能由发改委甚至是国务院说了算，因为征税本质是一种“夺取”财富的行为，如果没有公众（或者代表公众的人民代表）的参与，这种“夺取”行为的合法性就值得质疑，也许就变成了一种掠夺或者巧取豪夺。同时，即使某些人被“夺取”了，也并不一定能够起到预先设定的利益合理分配的社会效果，弄不好反而会恶化社会分配不公现象。试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的政府又如何面对社会大众。也许到了那一天，人民大众可能会反过来说，政策是你们政府定的嘛，又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如此一来，岂不弄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其实之前公众关于政府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上的责难已经很多，不是因为政府没有作为，相反政府有过不少作为，但是依然落了个出力不讨好的下场）。我想，即使美国医改失败了，美国人民恐怕将责任完全推给奥巴马或美国联邦政府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因为此前方案是经过代表美国公众的参众两院议员们的绝大多数同意的，要怪只能怪自己眼神不好，没有选对以为能够代表自己的议员们了。

　　后记：作为与改革开放基本同步的一代，我们既没有经历过前辈们曾经遭遇的时局动荡，更没有吃过上一代人当年吃过的苦。但是，作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一代人，我们非常珍惜如今生活的来之不易，因为在过去的人生旅程中我们有过对比；我们也懂得幸福生活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争取，因为一大二公的社会其实不是什么理想的伊甸园；我们更应该学会在满足中体验生命，因为一个人不懂得满足则无法真正体会世界的美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他人。现今的政府已经被相当多不那么能够满足的人在裹挟者着行走，因为不满足，所以许多人在千方百计甚至是不计后果地攫取着财富；因为不满足，所以我们常常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而很不凑巧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明君英主的道德标签是要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殊不知，如果要把天下人都当做要救的苍生可就真的害了苍生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