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2012年的挑战在微观经济 应对水落石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2012东莞经济年会上演讲

　　全球化现在进入一个打通了但是远远没有变平的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没有打通的，我们基本上处于冷战的一侧，常年不对外开放，跟世界上的美国、欧洲、日本互相是不打通的，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不到100亿美元，邓小平领导的开放把它打通了，打通是什么形势呢？形象一点比喻就好比有两个海平面，差别非常大，在东莞说这个事情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深的体验，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跟香港、日本、美国的人均收入差不多要相差100倍，有些深圳人跑到香港去，结果一调查人均收入超过100倍，一开放把两个海平面之间开始打通了，我们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全球的商业模式。邓小平说开放就是中国人多，资本少，世界上有这么多过剩的资本，那就开放、引进。

　　开放以后，引进的资本和技术跟中国人结合在一起，然后中国人修改自己原来的计划体制，大量产品可以输出。而且随着开放时间越来越长，中国输出产品的量越来越大，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制造中心，世界工厂，尤其是在东莞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两个海平面打通以后，资本技术来，我们的产品出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对流。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各自释放了它的比较优势，这样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提升了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升了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作为东莞人，我们参与了这个过程，贡献了这个过程，也体验到这个过程的结果。

　　东莞经济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了800倍，如果没有冷战，没有两个海平面，特别是没有打通，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图象，这个打通后来的主要后果是正面的，但是它带来挑战，有一本书说“世界是平的”，写得很好，这里有一些零件，这里有组装等等，他认为世界是平的。我要纠正一下，世界通了但是没有变平了，人均工资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相差100倍，2010年前，中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概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3%，2010年后，中国经济升得非常快，大概是相差10倍，好的行业可能差5倍，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差100倍的时候，我们的压力没有这么大，很多东西我们不会造，我们开始会造的东西是从香港、台湾转移过来的，或是从韩国转移过来的，这些东西原来美国不生产，欧洲原来也不生产，原来也在境外生产，它原来也是买，阳伞、玩具、轻工制造品我们都没有生产的。但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学习得非常快，我们用我们的成本优势，不但生产了原来台湾、香港生产的东西，我们现在开始生产美国本土原来生产的东西，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现象，我把它叫做远程的替代，很多东西中国制造，美国就不需要制造，它的投资移到中国，但他的工人来不了，而且他的工人是生活水平比较高，社会福利比较完善的，资本走了，那些工人怎么办，美国加快升级，他继续做中国不会做的东西，这件事情大概是新世纪前后我们看到的IT，就是信息技术，它把很多东西交给中国人做，它的IT技术革命让美国产业进一步升级，但是很遗憾，美国人的升级不是一直可以持续下去的，在IT以后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可以把美国、欧洲、日本都带起来的新兴产业，现在讲新能源、讲生物技术、讲医疗，但是还没有看到，这时候就产生了通而不平的摩擦，通带来了要素的流动，比较因素的释放，平就带来了远程问题，发达国家的就业越来越麻烦，很多人没有工作，美国、欧洲即便没有这次金融危机，它的失业率也会靠近8%-9%，这还是统计全职的失业，加上工作一天，休息一天，他们叫部分时间工作的，欧美的失业率其实都高到17%。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40-45%，全球化到了这个阶段就开始有些麻烦，各国政治家非常显示，面临选票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要抬头，开始找中国的麻烦，虽然中国的货是物美价廉，但是那里的产业工人不欢迎，他的失业率升高，这个摩擦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所谓通而不平反应到货币层面，我们一直出口赚了大量的美元，美元赚到手不能锁在中国的保险柜里，因为这是美元，你要去买美元资产，这钱又回到美元去，大量的钱买它的国债，买它的金融产品，大量的钱去了以后，钱多，美元的利率就非常低，利率低就会带来金融资产配置上的麻烦，因为成本很低的东西无论谁去用它就会不当心，美国政府的次贷还是华尔街的很多金融产品、衍生产品，但共同有一个原因，就是钱烧的，钱太多了，利息偏低带来金融资源配置上的问题。这么大美国经济，1万亿美元的次贷，次贷就跟我们国内讲的民生差不多，收入不高，买不起房怎么办？商业银行不肯给他做按揭，政府出来说我担保，他没有首付，政府的房贷公司借给他，华尔街把收入不太可靠的人的房贷打包卖给金融业，有些人把房子退给银行，商业银行多了，拍卖房子，房子价格一低引起整个金融界的动乱，最后烧成全球金融危机，粗粗地看跟全球化，跟通而不平是有关系的。它这把火一烧消费就下去了，美国消费很大程度上要通过金融才能形成购买力，金融业一出问题，消费就出问题，消费出问题，进口就出问题，它进口出问题，我们出口就出问题。它是全球化当中的一个波段，通而不平的世界带来一个掩饰，各国就开始往市场里面放钱，因为金融有一个正反馈，市场不好的时候大家都怕，捂紧口袋不投资，不投资的时候市场更不好，以美国为代表，欧洲、日本，由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大量往了市场放钱，通过增加流动形势市场不要跌得那么凶，使人们对未来增加一点信心，这招在一定时间内是有效果的，问题是大量的钱投入市场，它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这种层面，某种程度中国在07年以后应对金融危机，4万亿财政，09年一年增长了将近10万亿的信贷，中国也感到头疼，过多的钱投到市场，当然会让市场看起来很乱，当然不会让萧条显得那么严重，如果往里面放了大量的钱，投放的钱超过了像这个礼堂里服务产品的数量，物价就开始要变化了，因为钱多东西少，服务少，所以就要改变物价，钱去追物的时候，钱不是平平的把所有的物价一天都抬高，如果是这样还好对付，钱追货币的时候，它有点像蜂蜜倒进一个平面，它会慢慢鼓一个包，会让有些价格升得特别快，有些价格升得特别慢，这里面看起来没有太多规律，但是你仔细一分析，它有点规律，通过的钱像钱塘潮浪潮冲来的时候，什么资源供给有瓶颈这个价格就升得快，人家说中国是跟香港学的卖地供应制度，地供应得没那么快，土地价格就要上涨，房屋价格就要上涨，凡是供给有瓶颈，价格就会升得非常快，价格升得快有什么不好吗？这要看我们怎么对待。

　　一块土地如果价格以很快的速度不断地涨，会反应到所有决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个人，会产生预期，因为过去三年在不断涨，我就想它未来还会涨，只要未来还会涨，买涨不买跌，需求就会动乱，这是金融、资产价格的特点。它有一个越好越往里放钱，放钱的期望是我今天买一平方米房子，无论是5千还是8千，只要我坚定信心，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它会变得更大，我这个买不仅仅是消费行为，有点投资的行为，大量的钱进入市场，总有一些资源的供给有瓶颈，一有瓶颈价格就会比别的商品涨得快，我们在市场中的人，有些是敢冒风险的，有些是看别人数了钱而跟着走，所以过量的货币进入市场，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我们想事情的方式，我们的投资方式等等行为就会扑灭起来。政府为了救这个危机，政府没有那么多钱来投了，就造成了2010年这波危机的由来。政府欠了过多的债， 10万亿元下去，在国内可以看到平台公司，很多地方政府突然有钱了，你看我们的电力、高铁，一下子很有钱了，一下子可以大发展了，这都是好事情，问题是搞经济工作，一旦量过了一定的临界点，所有人对未来的预期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决策就会发生变化，这个价格的调整，对资源配置会一个不少的概念，这些看法如果一直稳定下去也可以，问题是它不能持续，你无论炒股还是炒房，还是炒地会把价格拉到完全脱离这个资产的真实引领能力的水平，是很好，大家看好一起买更好，更好的时候世界一起买，这个游戏到了一定高点就是高处不胜寒，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就会走，有人走了就会带走一小批人，所谓泡沫破灭就是形象描述这个过程。我们这两年房地产这么旺，挡都挡不住，欧美股票市场非常好，虚拟经济非常好，华尔街07年受到一次创伤，雷曼兄弟倒台，不到半年就活回来了，西方和东方这个现象有共同性，全球处理通而不平摩擦的时候动用的武器就是货币，这个武器为什么这么容易动用呢？

　　欧元1971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1年还有一个金本位，每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这是美国财政部承诺的，各国央行拿美元做储备货币，到1971年结束，为什么要结束，因为各国相应它持有美元就没有来换黄金，美国财政部看你没有人来换就多印一点货币，打越南战争就是靠这个办法。因为柜台里面的黄金跟留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字面的美元之间脱节了，如果黄金要换就要破产，因此71年宣布黄金窗口关闭。世界主要的货币叫法定货币，跟任何贵金属没有关系，它也不承诺发行的货币要跟贵金属套在一起，因为跟贵金属套在一起的货币是不能乱发的，贵金属的探讨、冶炼、铸造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一脱钩，货币就自由了，它只受印刷速度的约束，这是中国人的贡献，印刷术这一把刀太厉害了，这个时候贵金属时代会有严重的萧条，因某种原因贵金属供应不足，这个市面上没有钱赚，经济就萧条，这个时候纸币就不容易有萧条，不容易有衰退，但是它容易把钱印多，这个时候影响资源配置，影响经济增长，带来通货膨胀，带来收入重新分裂，通货膨胀使一些人发了大财，通货膨胀一定会让社会矛盾尖锐，这个事情在71年以后更危险，中国并不例外，因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脱离金本位比美国、世界主要国家还要早，那时候大量印货币，导致40年代末期民不聊生，老蒋走的时候把近代以来国家的黄金储备全部运到台湾，想搞金本位搞不了，只能搞纸币。因为纸币很容易过多供应，我们的体制这么多年来要靠审慎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问题是经济经常有压力，1958年就发生过，全国修了很多的高炉，财政要补贴，就形成了财政亏空，补了以后就要发生通胀，这时候通胀表现为柜台里面没东西，票子多东西少，最后一放东西就买光。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遇到过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原因都是财政有窟窿，货币去补，国家财政又控制财政，又控制货币，等到物价一高，特别是CPI一高，人群当中的多数就会紧张，因为它的购买力跟不上物价，然后就要调控，最后一波是朱镕基完成的，93年的CPI达到24%，朱熔基亲自兼任央行行长，降低货币的供应，全国人大通过了人民银行法，规定了一条货币、银行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再给财政透支，1995年执行，理论上1995年以后，我们的货币因财政通过超发从制度层面上已经解决了，但1995年又怎么会形成货币供应量过大呢？跟我们改革开放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今天交待背景中的最后一小点，我们有大量的产品要出口，出口就换来外汇，特别是东莞是外向经济的前沿地所在，一车产品出去进来的是美元，美元不能在中国发，这个时候怎么办，要跟银行结汇，换成人民币来发，一结汇外汇就到商业银行手里，商业银行这个时候怎么做？商业银行要到一个总部到上海的外汇交易中心来换人民币，大家调查上海外汇交易中心，从改革开放以来，近中国这么多美元被谁买走的？当然商业银行互相有些买卖，但是小头，大头卖给了中央银行，就是卖给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拿什么买的？中国人民银行就拿基础货币来买，央行拿基础货币一买，基础货币就到商业银行手里，商业银行再借给市场，再转，我们的经济就是这么转起来的。

　　央行发出多少基础货币不完全是主动的，取决于中国一年有多少外贸顺差，取决于中国有多少外资进入中国，有多少美元进入中国，要维持货币稳定，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货币发行机制，叫被动的发人民币，由进口出的成绩来定我们发多少人民币，这个机制从1993年年代中，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就越来越强，因为原来我们的顺差很少，到了05年、06年、07年中国外贸承接非常大，一年中国的进出口就是总出口减去总进口，要占GDP8-9%，广东省经济主要是进出口，广东省经济大概占GDP的9%，今年广东省生产的东西全部出去了，国内怎么平衡呢？东西出去了，钱在国内，民工打工的钱最后是换成人民币，要在国内花，政府抽的税要在国内花，商品一车车运到欧美去，就形成了国内过量货币追逐商品不足的局面，土地、房价等等过热，这两年投资品价格，无论是钱币、艺术品、红木家具、茶叶等等，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背后就是货币的力量，货币背后是我们的外向经济，是我们进入通而不平的世界，所以我们创造出这个出口导向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在积累国内的不平衡因素，这样就使得局面极其复杂。

　　不差钱好吗？资产价格就会上来。内地比如买了房，三年翻了一倍，然后倒过去想，我当年买两个就好，问题我当年没有这么多钱买两个，很快你就会打一个主意，我借钱买，因为借钱利息是这么多，形成的资产是这么多，我把资产减去利息还增加一块资产，市场好的时候，无论是企业、国家、个人，谁借钱就谁发财，这是杠杆，麻烦就是资产价格升到不该高的地方，由于信心危机，由于偶然事件的冲击，价格一往下落，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报告的形势，就是国际国内都面临水落石出的局面，当市场价格下来的时候，资产能够涨两倍的时候，你借10%的利息，很便宜，可是等到价格下来的时候，石头就出来了，全世界的债务危机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而且是屡试不爽，有一本书《这次不一样》推荐给各位，用了66个国家的数据，长达8个世纪，发现金融危机经常会发生，特别是债务危机，债务违约危机经常会发生，它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呢？就是市场有波，等到起来的时候，市场就会放松警惕，等到水一落，就违约了，温州发生大量的跑路，什么道理？就是价格下去以后发现自己怎么借了这么多钱，到期还本，期间付息，但谁也不会保证它只涨不落，一旦落呢？全世界资产的共同背景就是货币推动，过量的货币，因为我们的武器就是纸币，一落到货币，它可以对付一定时期的萧条，但会造成水位偏高，负债偏大。我非常欣赏一位经济学家讲的，唯一的衰退，唯一的萧条，是繁荣带来的衰退，是繁荣带来的萧条，是过渡繁荣，所以这个 时候，水落石出，我认为全球包括中国，不可抵挡，中国经济今年、明年、后年会怎么样，欧债会怎么样，美国会怎么样，要看实体经济，就是差5-10倍的工资，中国、印度、前苏联、俄罗斯、苏东等等，通而不平，这个平的侧面现在看来摩擦会加剧，我们要找到的不是一个外向增长的方式，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挑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稳，稳就是要稳住水面，不要让水面掉得太快，掉得太快石头太多，就会连锁地发生危机，维持水面，尽可能的维持住，落也不要落那么快。这是第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因此要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能一加就收得这么猛，要持续的稳健。第二是加快石头的重组，加快债务的重组，加快债务的消化，这个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我们有过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广东省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如粤海广购投资案件，全世界经过风风雨雨多了，这个阶段就把债务重组作为一门课来学习学习，运用运用，对资产负债情况好的公司，这些年就是难得的机遇，因为满地的石头要等着重组，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提升行业的竞争。对我们这边水落石出还会多一个行业，现在劳动力价格上升得很猛，制造业价格起不来，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水落石出，欧债一起来，欧洲、美国的订单一下去，成本顶着我们的企业，办法就是尽可能稳住水面，外销如果遇到一点挫折，我们更多转销内需，因为国内还有很大的余地，通过我们的改革，通过我们深化的政策，它是有可能释放出来的。所以总的形势，我的理解是不可阻挡的水落石出，我们面对它，一方面尽可能稳住水面，一方面是加快石头的重组。

　　2012年的中国形势概括起来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宏观上不会有太大问题，8%至9%的经济增长，3-4%的通胀率，现在宏观上有很多牌，法定准备金率还有21%，大型的国有银行100块钱中有21块钱存在央行，如果降低准备率，以一次50个点，可以放很长时间，财政政策有余地，结构性减税已经减了，问题是要落实。第三，中国要改革政策，中国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余地， 2012年的挑战主要是在微观层面，就是怎么应对这个水落石出，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公司，各个家庭情况不同，要针对自己的情况，采取正确的对策。
   
　　观众提问1：

　　欧美国家所谓的金融危机的根本还是在于制造业的缺失，从我们人体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自身的造血能力缺失，导致了这场经济危机，而且后面它的造血能力从目前情况来看，它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我判断后续欧美国家这场经济危机会将持续一段很长时间，这将给中国一次机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特别东莞是一个制造业中心，我认为实体经济，也就是制造业、造血能力，这才是我们中国或者说东莞能够走出这场危机的根本，这点我想请周老师指点一下，是否有道理。

　　周其仁：

　　发达国家制造业有所谓的空心化现象存在，它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先搞了工业和制造业，美国为什么现在的制造业越来越弱，整体来说美国制造业总的产量、产值还是全球最大的经济，这跟世界发生变化是有关系的，因为发生了替代，它原来关起来门来战后发展，生活水平上去了，经济一发展，工人水平就要提高，工人涨工资是好事情，可是工人工资涨高以后，工资和福利往上走容易，但是往下走很困难，中国和美国差100倍的工资没事，因为他们会造的东西我们不会造，现在我们开始会造了，全球的制造就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形成产出，一形成产出，就会形成远程替代，这里面它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就是升级，它创造出很多中国不能造的东西。第二个问题是发达国家把它的人工工资调下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它除了应对危机，还要应对福利，政府债务就会越来越高。反例是德国，到现在还是欧洲经济增长的核心。这跟收并东德是有关系的，在危机之前，德国已经进行了一次国内重大的调整，就是两德以后的成果，在欧盟成立以前，德国的工资比这些国家都要高，现在德国很多的工资比南欧国家还要低，原因是东德一组合之后，有一个小小的两个海平面之间的对比，如果美国学习德国，美国跟中国搞合并，中国巨大的力量和美国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本都有一个很好的组合，当然要面临一个向下调整的过程，美国的工资不再涨了，实质它是在调整，中国这里涨得快一点，慢慢形成所谓不是两个海平面，慢慢变成一个海平面，这个前景是可能的，问题是走向这个前景当中会有无数的矛盾和冲突。

　　德国的制造业还是蒸蒸日上，这个规律将来对我们有作用，只要人工工资上涨，就会有问题，比如配套不行，配套能力，后发地区形成能力非常快，连配套一起走，很多汽车也过去，IPAD、富士康一过去，很多配套跟着过去了，这是国内两个海平面的游戏就开始了。抽象来讲，一个制造业要持续发展，第一，你要有升级的能力，且不能脱离实际，要跟你的人工、收入、工资增长水平相适应，收入的提高跟生产率的提高之间要平衡，如果生产率很高，收入上不来，这个地方就会遇到问题。欧美的判断也是主流判断，他们认为欧美的危机会持续很长时间，不死不活，搞不好会变成某种程度的日本模式，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中国的困难不是开会就可以解决的，最后要靠企业家精神，找到突破点，找到创新点，我们也希望欧美还会有这样的力量，就像它过去一样，包括在危机当中，美国的产品在危机当中还是要排队，它的苹果、IPAD，美国的创新能力并没有消失，如果让它的产业走到另外一块升级，双方会发展得更好一点，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目前来看，政府的债务危机、制造业在全球面临通而不平的压力，确实会使发达国家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现在全球化试着往回走，压力不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倒是走在前面的发达国家怕，因为高处不胜寒，中国也在迅速高起，我们一方面接着打，一方面我们针对问题和挑战来加以解决。

　　观众提问2：

　　如何看待中国股市长期走势，2012年到2015年大方向如何？中国股市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具备上升通道？

　　周其仁：

　　现在股市已经非常低迷，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储蓄率，整个经济增长指数这么好，就股市这么糟。但放长一点看，也不难理解， 06、07年，一年半时间上证指数从1千点上升到6千2百点，《这次不一样》这本书中讲到，所谓的危机要靠时间来消化。

　　06、07年股市吃亏的记忆还在，人们看到风吹草动就不信任了，但股市不会永远这样，股市有没有剩余的钱，有没有优秀的企业，这两个是资本面，中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中国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尤其深圳，好的企业成气候，会带出更多好企业，东莞这相信也有一批好企业。

　　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有很好的资源，有很高的流动性，中国股市的市场建设还要投入更大的力量，一个市场不是喊着故障就能够起来的，要把基本规则搞好，股市是一个很难的投资，中国债权还没有发展成熟，债权是硬的，股是软的，没有契约文明，股市的繁荣很不容易。给力的条件，就是官方、民间、社会一起来建设，建立投资者信心，为什么这两年炒房很厉害，很大程度上就是不信任股市，买一个房至少有一堆砖，股票不知道最后是什么东西。所以要通过契约，通过信任，通过市场规则，通过所谓的公开，从这些方面把市场激活，使股市更加可靠。

　　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从邓小平那个年代才有的，炒股票从无到有，中国的指数两千多点，每年平均多少点，跟美国比比看，美国所谓牛市也是这个指数，这是尚主席讲的。短期进去一刀下来的，记忆犹新，所以长远来看，未来的股市还有得一搏。

　　观众提问3：

　　欧美及中国非常重视战略型新兴产业，在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延续的关系？

　　周其仁：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一直有股紧张，让市场自发地试，会浪费很多资源，日本追赶的时候通常举的是战略新兴的旗帜，后发国家有的时候会看得明白，你哪个东西做得好，比如合成氨，一上来就弄30万吨。走在后发地位的国家，往确定的目标走，它会发挥一点的作用。但要非常当心，政府的组织方式来自于税收，它的钱没有人追求它回报，再加上是任期制政府，今天在这里喊一个口号，明天就走了，东莞任职接的还比较好，其他地方今天换一届，明天又换一届，今天说打东，明天又说打西，反而是折腾。
   
　　政府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歪曲，日本那么强的国家最后没有造出民用飞机，他们的科长说，把很多资源拿出来，最后事情干不出来。因此，政府要注意体制机制，社会当中各种人都有，有的人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做事，有的人是浮在上面非常能说，产业政策最怕的就是把能说的人都动员起来，把资源都落在他们手里，天天编口号，几十年以后，还是没有大飞机，这个教训要担心作为一个后进国家，政府在产业追赶中，比走在前面的国家要更多发挥作用，这是可以的，但政府不能让资源发生歪曲，还是让资源把最优秀的人、最能做事的人集合在一起，再使成本降低，最后才能够实现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