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洲: 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文章之风雨兼程二十年

　　林少洲: 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文章之风雨兼程二十年

　　（今年是我们北大社会学系85级同学毕业二十周年的年头。经过精心准备，我们于7月25-26日在北大和房山郊区举办了聚会活动。同学情谊历经二十载发酵，历久弥香，滋味感人，其中妙处实难与外人道。

　　作为这次聚会的一项主要产物，就是《打开尘封的记忆》这本小册子，里面汇集了每位同学所写的纪念文章。下面是我为这次聚会所写的文章，总标题是《风雨兼程二十年》，发表于此，聊作纪念。）

　　风雨兼程二十年

　　——兼谈北大与社会学

　　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就到我们从北大毕业二十周年的日子了。从当年那个满脑子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热血青年到如今已过不惑的中年人，二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让人感慨良多。好好总结一下刚刚走过的这段日子，对自己、对他人、对下一个二十年，或许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部分 二十年风雨征程

　　求职无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八九年毕业的我们在毕业分配上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也如此。我是广东人，毕业后想回老家，原来联系好了广东省农委，立志于从事农村工作，但因为“六四事件”，农委去不成了。自己几经折腾，到处求职，最终才被广东省社科院录用了。整个求职过程的艰辛，让本来一直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的我第一次面对了真正的现实。当时广东社会现实主义的风气，让我们这些一贯以精英和理想主义者自居的人备受打击。眼睁睁看着当年高考远不及自己的高中同学一个个进入外贸、银行、党政机关等令人羡慕的单位，而自己却在反复被问到“社会学到底是学什么的”之后得到否定的答复，内心的压抑可想而知。

　　记得有一次我去深圳市人事局调配处求职，调配处处长问了我的专业之后，对我说：“我们深圳不需要社会学的。”我了解过深圳当时的人才引进计划，面里确实是没有社会学，但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误区，所以我忍不住顶了他一句：“你懂不懂社会学？深圳怎么能不需要社会学？”当时的深圳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非常急功近利的阶段，用人上偏重外贸、经济、财会等实用性人才，对社会科学类人才非常不重视，后来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才吸取了教训，开始进入社会治理阶段。但当时处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下，社会学学生找工作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一次去深圳找工作碰了一鼻子灰，愤懑之下，我写了《深圳用人制度弊端之我见》的文章，被当时比较开明的《蛇口消息报》正式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还成了我向求职单位提交的个人成果。

　　栖身人口所

　　1989年8月，我分配进了广东省社科院，具体工作单位是人口所。

　　当时的人口所无法提供宿舍，我只能自行解决住处。最早是借住在一个老乡家里，一个月后老乡的儿子结婚，我就没了住处。于是又去一个中学同学处住，同学出差回来，又没戏了。最后所长拍板，就让我在人口所的办公室住。当时人口所的办公室20平方米左右，去掉五张办公桌、三个书架、一部复印机，剩下的地方就刚够放张铁架床。89年底吕亮明路过广州在我那住，我们两个就直接打地铺睡在地板上。睡觉的问题解决了，但洗澡还是没办法，好在离我一个中学同学的宿舍不远，于是每天都到人家宿舍洗澡。有一次人家跟女朋友出去晚回来，我只好在房子外面等，等着等着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我一个人躲在屋檐下听着风雨声，心里非常酸楚。

　　那时候最难受的日子是每个月领工资的那一天。第一年我的工资是140元，一年半之后涨到160元。这样的工资在当时的广州只够吃饭。当时我在深圳的中学同学同时期的工资基本在1000元左右了。每个月领到这140块现大洋，我都忍不住暗暗落泪。这与在学校时的想像差得也太远了！毕业后第一个春节回家，我不但给不了父母钱，相反父母还反过来给了我钱，工作了还不能报答父母，让我深感惭愧。

　　物质条件艰苦倒也罢了，咱们是穷苦出身，能够适应，问题是，在当时经济盛行的广东，做学问明显处在一种相当边缘化的地位，有点能力的科研人员都在想方设法搞创收，与我想像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术环境差距甚大。社科院不用坐班，平时所里没人，只有我和一个资料员在办公室，冷冷清清，只能看看资料，基本上无所事事。那时对工作充满着一腔热情的我非常希望参与一些课题研究，可惜这样的机会太少。干不上活，学不到东西，也看不清自己的发展方向，我心里非常焦急。

　　下放河源

　　正当我对社科院的工作环境感到失望的时候，新的消息传来：由于社科院是厅级单位，我们这些八九年毕业的大学生必须下基层锻炼一年。经过院里安排，我被下放到河源市新丰江水泥厂锻炼。我不断地要求厂长给我派活，厂长费了不少脑筋，最后终于把办黑板报的“重任”交给了我。我从编到写到画，每次都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把活干完，然后又陷入无所事事的状况中。在不到一年的下放锻炼期间，我全部的收获就是编了两期黑板报、在厂区的山上打了一只鸟、在新丰江水库里钓到了一条鱼，外加吃了很多顿老鼠肉。

　　这段时间，无所事事的我请了好几次假去深圳找工作。之前的深圳虽然拒绝了我，但这座年轻的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我应该想办法在这里找到一个舞台。

　　初到万科

　　1991年4月，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84级师兄郭钧的介绍和相关面试，我终于去了深圳，进了深圳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在总经理办公室当职员。那时的万科在深圳是一个中型企业，经营着从进出口、百货零售、来料加工、广告到房地产等二十多种业务，既不显赫也不突出，但对我来说已经喜出望外了：我终于被“不需要”社会学的深圳接纳了。

　　刚到万科没几天，郭钧领着我参加总经理办公会，让我做会议记录。我们进去的时候，王石坐在主席位上，穿着吊带裤，一脸严肃。当郭钧向他介绍我的时候，王石侧着身子一动不动，既不打招呼，连头也不点一下，只是用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我，好象要把我吃了似的。我当时心想：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没礼貌啊！后来才知道，这是王石一贯的风格，很多在万科工作多年的老职员见了王石，还是不由自主地要打哆嗦。后来我舅舅有一次见了王石，跟我说：“你的这个老板身上有杀气。”

　　就是这个身上有杀气的王石，后来带领万科一路过关夺隘、杀向全国，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我也在王石的带领下，在万科这个舞台上，取得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辉煌。

　　创办《万科周刊》

　　1992年3月，《万科周刊》创刊了，郭钧是主编，我是编辑。半年后，郭钧外派出任天津万科的副总，我成了《万科周刊》的第二任主编，并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三年，是任期最长的主编之一。我想，时至今日，我在王石心目中的位置可能还是《万科周刊》的第二任主编，而不是什么北京万科总经理、上海万科副总经理之类的身份。

　　这份小小的企业内部刊物，就这样成为当时浑身充满事业理想而又压抑许久的我尽情释放所有激情和梦想的载体。在我的眼里，它就是万科和中国新兴企业的《新青年》，我突破了所有企业刊物的模式，完全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办刊。版面从12页连续扩到36页、发行从200份扩大到7000份、工作人员从2人扩大到10人、每年有上百篇文章被全国公开刊物转载、很多人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新一期的刊物……在这些枯燥数字的背后，是《万科周刊》这样一份企业内部刊物，已经成为全国企业刊物毫无疑问的领头羊，成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的财经刊物，为万科赢得了巨大的无形资产，为万科企业文化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2—1994年的深圳，正是一个财富飞速膨胀、社会心态极度浮躁的年代，到处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景象。就是在这里，在一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暴富城市，一群来自北大、复旦等学校的青年人，在理想主义的信念支持下，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才华都投入到了一份小小的企业内部刊物之中，创造出了一个传奇。我自己的记录是曾经连续十个月没有上过街，只是在宿舍和办公室之间来回往返。王石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加班加点工作，这在万科是常有的事。但象《万科周刊》编辑部这样连续数年长期加班的情形，这在万科历史上是极其罕有的。有个对爱情的比喻：对于爱情，男人是用心去爱，而女人是用生命去爱。我的体会，对于《万科周刊》，我是用心去爱，而《万科周刊》编辑部的年轻人是用他们的生命去爱。”

　　初出茅庐

　　上海万科城市花园，不仅以其飞机航道底下的特殊位置名扬地产业界，还以三个月卖了4200套房子，然后又在2年时间里退掉了2600套房子的大起大落创下了中国房地产史上的一个奇迹。就在最低谷的1994年年底，我被总公司派往上海万科，出任总经理助理，半年后升任副总经理。这是万科五年来在上海的第五任班子。上海万科当时面临着宏观调控后市场急剧变化、匆忙赶工后出现大量工程质量问题，以及多项销售承诺无法兑现导致信用危机等局面，市场信心基本崩溃，公司每天都被大批前来要求退房的客户团团围住。辞职不久的前任销售部经理预言上海万科活不过当年年底。

　　王石称我去上海万科是出山了。而这就是我出山后接手的摊子。

　　1995年3月，我正式分管上海万科城市花园的销售。当时每月售出的房子3-4套，而排队要退的房子有几十套（实在是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安排客户退房，要不然会退得更多）。5月份我接手后冒着抗命风险提出的全套营销方案正式实施，6月份大见成效，销售形势180度大转弯，当月实现库存房销售20多套，之后逐月递增，到8月份退房现象基本绝迹。大量的房屋修缮工作、频繁的社区活动赢得了老客户的谅解，出色的小区环境、丰富便利的生活配套（复旦万科实验学校、常青藤老年俱乐部、众多的社区商业）得到新客户的青睐，上海万科城市花园终于结束了噩梦般的日子。第二年，我一手策划的海棠苑新组团全新推出，得到市场热烈追捧，上海万科自此全部扭转颓势，形势一片红火。

　　 再度救火

　　就在我正准备在上海滩大展一番拳脚的时候，王石半夜打来的一个电话打断了我的美梦：北京万科出事，火速北上救火。1996年11月的一天，我来到了北京顺义后沙峪北京万科城市花园现场。

　　王石是在跟北京客户的对话会（其实是批斗会）上被迫答应撤换北京万科的班子的。在三年时间里，我成了北京万科的第六任负责人。这里出现的问题比上海万科更加复杂和严重，比如60%的房子漏过水，暖气温度两年不达标，热水、管道燃气没按销售承诺落实，还有项目整体违章、一直没有销售许可证，另外客户已经联合起来有组织地与万科对抗。其他的与上海类似：大量退房、库存房销售不畅、资金匮乏、媒体曝光、客户打官司、施工队静坐示威，等等。当时北京一家刊物上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温馨家庭四面楚歌，万科花园一地鸡毛。

　　这次我的身份有所不同：北京万科总经理兼法人代表，这一年我29岁。我最先需要面对的，就是与有组织客户的谈判。在三个月毫无防线也无退路的谈判中，我掉了十几斤肉，最终形成了一份给全体客户的承诺书，然后开始在七百多户客户的监督下，开始一项一项地落实。当然，我还要解决资金的问题，修房子、通煤气、通热水都需要用钱，而总公司一分钱都给不了我。200套一直没卖出去的库存房就是我全部资金来源的希望所在。经过精心策划，一个以“细分市场、细分产品”为核心的营销计划开始实施，从1997年5月份起，北京万科连续7个月成为万科集团的销售冠军，200套库存卖得干干净净，其中两个销售案例成为清华大学房地产EMBA课程班的经典营销案例。8000多万资金到手，遗留问题再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资金启动已经停工半年的二期工程。1997、98、99三年，北京万科城市花园连续推出三期新产品，全部热卖，多层花园洋房售价每平米均价竟达到5780元，与一墙之隔的多层住宅差出2.6倍，而且这个价格直到2006年才被万科在顺义的新楼盘突破，成为当时北京地产界的神话。

　　出走万科

　　1998年，我提出进军北京主流市场的目标，开始在北京城区地带寻找土地。在北京万科的新职员培训中，我告诉大家，北京万科的目标是5年内实现年销售100亿。1999年底，我用两年心血策划而成的万科星园面世，再次引起轰动。开盘当天，北京业界一半以上的开发商前来现场参观。

　　就在我正雄心勃勃要实现百亿地产王国梦想的时候，2000年初来自万科总部的一个电话，结束了这一切。集团负责人事的老总通知我，集团已做出决定，将我与上海万科的总经理对调，让我做好赴上海上任的准备。

　　这个消息对我如同晴天霹雳！我当时的感觉就象正准备挥师直捣黄龙府、却连续接到十二道金牌的岳飞的感觉。我无法想像，也找不到理由，不知道这道“金牌”师出何名？

　　我在万科工作9年，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工作成绩可算突出，在万科总部也深得信任，被作为职业经理的典范。但在这么大的人事决定之前，居然没有人提前跟我打个招呼，而且是以尊重员工的选择权作为企业理念的万科！上一次从上海到北京，是王石三天内连打三个电话，最后是不来也得来。但这一次，是管人事的副总经理打的电话，电话里说，如果我有问题，可以去找王石。

　　我没有去找王石。

　　我用了四天来思考。在这四天里，我每晚睡醒时都泪流满面。我毕业没多久就进了万科，在万科学习、成长、奋斗，一呆就是九年，是万科一手培养的子弟兵，对万科的事业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所以我内心深处深爱万科，对万科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包括在此之前很多大公司用很高的待遇前来挖角我都不为所动。但这一次非常突然的调动事件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感到脚下站的其实是沙堆。痛苦之下，我开始反思万科的企业制度，我觉得自己跟万科就象在谈一场恋爱，虽然爱得死去活来，但从来没有结婚，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制度保障。而问题是，我在这九年中一直面对着的是比较特殊的工作环境，我一直以一种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去面对巨大的压力，也一直以一种创业者的姿态去拓展局面，毫无保留地投入自己所有的感情和心血，而不仅仅是智慧和才华。所以面对这次非常突然的人事调动，长期过于投入的我心态上无法适应，也没有能够淡然面对。

　　2000年1月4日，我通过电子邮件向万科总部发出了辞职信，同时召开北京万科总经理办公会宣布了辞职消息。第二天消息泄漏，北京的媒体开始报道。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的辞职在北京乃至全国地产界引发了一场影响巨大的新闻事件，由于担心事态恶化影响万科的形象和业务，我不得不出面替万科作了最后一次危机公关，将问题的焦点引到我个人头上，将事件的起因归结为个人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特别强调万科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健康阶段，我对万科的前景充满信心。在我的澄清之下，一场可能引爆的媒体风波火势渐息，我尽了自己作为职业经理的最后一份责任。

　　若干年之后，我才得知当年万科集团突然做出“大军区司令对调”决定的背后原因：某位长期对我不满的集团重要领导向董事长和集团总部施压，最终促成了这项后果严重的决策：在我辞职后数月内，万科集团的管理骨干出走近半，酿成了一场严重的人事危机。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我不禁再次吟起了自己一直喜欢的岳飞的这首《满江红》。

　　任职太合

　　离开万科后，先后有多家地产公司前来与我联系工作一事。2000年4月，我受聘出任北京太合地产董事总经理，开始操盘欧陆经典、东山墅等项目。在我的精心管理下，当时已经陷入疲态的欧陆经典再现了辉煌，再度成为亚运村地区的第一品牌，当年销售超过5亿元。2001年，一次由欧陆经典社区发起的“罗曼罗兰故乡的市长来了”的文化交流活动正式进行，法国巴黎维兹来市的市长携夫人前来北京，与欧陆经典签订了共建友好社区的协议，约定了两国儿童互访等文化交流活动，该事件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有效地扩大了欧陆经典的市场影响。到了第二年，太合地产开始成为北京地产界的后起之秀。但一年半之后，由于企业文化的原因，我还是决定离开太合。吸取了上次的经验，这次的离职过程处理得非常平静。我与太合的领导人至今也还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打造和庄

　　2002年3月，我开始成立自己的公司，起名厚土机构。第一年，我与合肥地区的合作伙伴合作，开始开发合肥市郊的别墅项目和庄。这是国内最早开始走民居路线的房地产项目之一，我尝试着将徽派民居的风格引入到现代建筑之中。2002年10月，一个体现山水元素、庭院风格、里坊精神的新徽派建筑出现在合肥房展会上，引起了轰动，成为展会上人气最旺的展位。第二年，和庄以合肥市场最高档楼盘的形象正式推向市场，取得成功，迅速成为合肥三大名盘之一。

　　北京湾面世

　　2004年开始，我与当时的投资伙伴合作，在北京密云、重庆北碚进行土地一级开发的业务。由于投资人对项目前景缺乏耐心，投资半途而废，失去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期间我以总经理身份进行运营管理的北京湾别墅项目成了一个亮点。北京湾位于北京北六环外6公里的八达岭高速公路旁，位置偏远。我从2005年初开始接手，以“非常中国，非常北京”为主题精心策划和设计，创作出具有浓郁中国人居文化内涵的新一代中国建筑精品。2006年10月，北京湾以每平米13800元的高价位开盘，到2007年底，售价更升至每平米30500元，远远跑赢了大市。“先有北京湾，后有北京城”的巨幅路牌、“影响现代生活十大名士”的新浪网络传播活动，北京湾创新的文化营销思路产生了巨大的成功。

　　地产运营商

　　离开万科之后，我经手的多个楼盘，全都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为合作方带来了巨额的收益，但这些对我个人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少回报，我的资本积累依然没有完成。于是我开始反思我的商业模式。从2006年底开始，我坚持以厚土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不再以个人身份与外界合作。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地产运营商的商业模式基本形成，主要业务是接受地产投资方的委托进行地产项目的运营管理，以及开展项目的市场策划、产品设计等咨询顾问业务，厚土机构独立创业之路正式开始。2007年，我们拿到了第一个运营项目——承德金色阳光的土地，开始了项目的开发运营。度过了08年的艰难时期，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将进行第二期建设。近期威海、大同等地新项目将陆续签约。从今年开始，我们将继续拓展业务，力争做强做大。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本土第一家房地产专业运营商。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市场里，我们希望用我们的专业经验和智力优势打造出属于我们的一片天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了诸多变故和起起落落之后，我的心态已经变得比较平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不求惊天动地，但求稳步发展、学有所用、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