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成渝两地农村出现土地交易所 土地市场流转不可阻挡

　　成渝两地出现的农村土地交易所，最重要的含义是为农村土地交易提供了一个合法架构。讲过了，事实上存在的农地流转以及农房连带宅基地的转手，向来就有，就连“割资本主义尾巴”最高潮的文革时期也没有完全杜绝过。但是，合法的、跨村跨镇甚至跨县的、公开竞价的农村土地交易，的确在成渝首创。

　　偶然因素少不了。不过依我的观察，打通城乡、合法的土地交易终究不可阻挡。根本的动力机制有两个：其一是产品市场化终究要导向要素市场化，其中也包括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其二，政府有权买卖国有土地，终究会导向农民也有权买卖农村集体土地。这里“终究不可阻挡”的意思，是观念、法律、政策或可障碍一时，但到老还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土地市场说来还是真的要来的。

　　先谈第一动力机制吧。农产品的市场化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叶。原先是全盘的国家指令计划，具体到重要的农产品，就是统购统销——政府制定收购价和收购量，强令执行;再定量定价供应给工业和城镇居民。那套体制驱逐了市场机制，以“剪刀差”的方式把农村和农民的剩余集中到政府之手，曾被认为是推进国家工业化的不二选择。

　　无奈农产的短缺和农民的贫困总也挥之不去。道理也不复杂，讲到底无非就是价格机制不可欺：要低价去拿农产品，农民不会好好给你种的;再左一道右一道以公社体制捆绑农民手脚，谁想好好种地也种不成。“改革”就这样提上日程。一旦划下承包权的清楚界限，人家的产品唯有按市价才能“货畅其流”。

　　问题是价格有传导性。想想看啊，水稻有市价、小麦有市价、萝卜白菜也有了市价，那么产生水稻、小麦、白菜萝卜的那些“生产要素”——劳力、土地、资金、技术等——能没有市价吗?就算一开始没有，但只要生产活动持续进行，产品之价就挡也挡不住地要传导为要素之价。

　　不妨一试，让我们从种稻开始。种稻得稻，那是遗传学决定的。春种一粒，秋收万颗，那是“自然生产率“决定的。人心不足，再想多得一点，如何办理?答案是扩大种植，多种多得。于是要素登场：要多种稻，总要加人力、扩土地或提升技术。自家有闲置资源，好办，增加投入就行了，横竖闲着也是闲着，但凡稻谷好歹有个正得收益，也比闲着资源强。问题是如果自家资源全部用上了，再没有闲着的了，如何扩大生产，就费思量。

　　一个办法是对现有种植结构作盘算，譬如能不能少种一点麦，腾出人工和土地多种一点稻?产品各有价，这个账好算，无非少种麦减少多少收入，多种稻又增加多少收入，两相权衡，就知道减麦增稻，值还是不值了。注意了，此刻产品之价已经传导到要素身上了，因为要获得增稻的收入，必以减少种麦为条件——你不放弃麦，就无法增加稻。这等于说，农地增稻的“代价”，就是放弃继续种麦的那笔收入。“代价”也是价，只要稻麦有价，你自家的农地也有价。劳力同理，自家劳力多种稻少种麦，劳力之价终究显现。

　　至于想利用别家的土地扩大种稻，产品价格也不难传导给要素。条件简单，只要你扩大种稻增加的收入，高于别家种稻所获的收入，他家土地转给你用的租金，就在这个差额之内。他种稻一亩总收100元，你种一亩可得200元，转用他家一亩土地之价，定在100元以内。究竟是1元还是99元成交，取决于交易费用。

　　这是说，但凡不同的产出之间有差价，或存在不同主体生产同种产品的生产率有区别，产出品之价一定传导为投入品之价。古人说得好，物之不平，物之情也。不同产出的差价来自人们的需求，不同主体的生产率之别来自供给，总是有的。因是之故，只要产品有价，要素终究亦有价。开产品市场而不开要素市场，根本就做不到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产品逐渐市场化，劳力、技术、农地的市场也接连登场，就是因为这第一动力机制不可抗拒。

　　非农业用途的土地，市价显示之路要慢好几拍。个中缘由，与以上揭示的道理倒是一致的。因为农村里非农业用的土地，最早的“产出”都是自用，不进入市场，没有市价，所以传导到这些土地本身，也没有市场化的可能。譬如集体建造的大队部、小队部之类，也占地，但无非是盖了些公共空间供农民自用，不讲价钱，所以那些土地的市场化，路途不免遥远。这说明，凡产品自用的，其“要素”一般也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