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用创造,来驱动城市问题的解决,重塑城市生活的精彩?简•雅各布斯认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城市的生长与繁荣,在于最大限度地对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包容与认同。
与此对照的是,中国在急速城市化的同时,似曾相识和千城一面的城市同样备受争议,在二线城市向一线城市看齐,三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看齐的集体冲动中,如何让城市葆有个性?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陈一新表示,深圳要学习香港2030发展策略,扩展城市中心地区土地面积,将前海港口区转变为城市中心区。规土委等单位做了2050远景规划发展,把深圳发展为全球创新城市、先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城市。
“未来的城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就是在道路街道空间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要把原来的城市道路转变为集交通和娱乐、交往于一体的城市空间,也就是说它要成为我们居住和工作之外的第三个重要的空间。”陈一新表示。
深圳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住建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宇星则提出“空间免费”的观点,“我们一旦在空间里创造了更多的社会服务价值,这些价值超越于空间的租金、空间交易的成本之后,可以免费使用。比如互联网,它是免费的。面向未来的空间经济价值,必然是走向空间的免费。这种免费是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的,我们现在的空间被收费束缚了。面向未来空间的社会价值就是空间自由。”
旧改的“三难”
尽管城市更新项目的发展潜力巨大,但房企在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中仍面临较多困难。一般认为,城市更新项目有三难,即审批难、拆迁难、融资难。
耿延良、黄立冲等业内专家均认为,城市更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拆迁。“拆迁是旧改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城中村产权复杂,城市更新项目在进行拆迁时面临多业主,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纠葛,对于项目公司而言是极大的考验。”耿延良指出。
黄立冲称,面对拆迁中的钉子户,一些城市中比较容易出现强拆的现象,然而深圳是一个相对开明的城市,想要强拆的难度比较大,而在城市更新里一个钉子户就意味着项目难以继续推进。
耿延良强调,拆迁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项目公司团队的专业水平高、沟通能力强、政策法律意识强,这样才有可能解决拆迁难得问题。
旧改同样面对着审批手续繁杂的问题。克而瑞咨询研报显示,相比于 1 年以下的招拍挂拿地开盘周期,旧改项目的周期要长很多,一般在 3-4 年,长者则可达 7-8 年,更有甚者在10年以上,如华润大冲村、鹿丹村等旧改项目。
第一太平戴维斯深圳投资部董事吴睿向时代财经指出,一般来说,城市更新的审批要经过40多个政府部门、200多个步骤,因牵涉的利益复杂,企业对于城市更新项目的审批进程是很难把控的。
而耿延良则认为,审批难不是政府的问题,是项目团队操作水平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到,“强区放权”以后,深圳城市更新项目的审批是加速的,相比过去至少两三年的审批时长,现在有的项目是半年、一年就可以通过审批,只不过对项目的审批要求更高。
深圳旧改的流程长、涉及部门多,过程非常繁杂,申报、规划及拆迁是整个过程中的难点。这就要求参与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整理实力,多方可以发挥各方优势,做好资源配置,推进项目进展效率。
开发周期长最直接影响是房企资金被套,克而瑞咨询表示,城市更新过程中容易发生拆迁遇阻的状况,补偿款的投入成本会不断增加。在如今房企融资不断缩紧的背景下,房企参与城市更新面临着更大的资金压力。
耿延良认为,多方合作是保障城市更新项目资金充足的有效方式。2016年后,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给项目融资难提供了解决路径,包括企业的开发合作以及社会资本通过一些金融创新的投入。
(房掌柜整理来和讯网、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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