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三大都市圈底层驱动力各异,城市发展形态阶段不同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都市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这里以占全国5%的土地、24%的人口,创造了43%的GDP总量,并培育出超过3000家上市企业,为房地产市场贡献了26%的成交规模。三大都市圈虽各具特色,但都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无疑仍将成为未来高素质人口的首选流入之地。
基于不同的现状特征和资源条件,三大都市圈的整体发展策略各有侧重。京津冀都市圈侧重“协同”,是高度发展的北京、天津与基础设施薄弱的河北间的“平衡差距、疏解京津”;长三角都市圈侧重“一体化”,是上海、杭州、南京与周边群星的“区域互通、市场合作、一体同城化”;粤港澳大湾区侧重“融合”,是香港、澳门与珠三角间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京津冀都市圈:政策驱动强,单核主导发展不平衡
政治心脏,政策优势明显。京津冀都市圈历来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政策倾斜力度大。但反过来由于其行政色彩偏重,导致市场化程度不高。
以北京为单核的空间布局,资源矛盾加剧,环境恶化。北京过强的虹吸效应,导致周边城市增长乏力,呈现单核特征。
产业分工尚待调整,方能形成合力。改变北京过高的高端服务业占比,增强对天津和河北的第二产业拉动,逐渐让要素和人口向周边城市合理流动。
●长三角都市圈:资本高地,创新创意引领新发展
独具历史积淀,经济与教育基础雄厚。长三角既有港口优势,又腹地广阔,自古就是富庶之地。教育资源丰富,为知识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串珠型分布,空间外溢尚待发力。跨城交通主要依赖高铁,上海、杭州、南京等核心城市内部仍有较多的可拓展用地,有效外溢不足。
产业门类齐备,创业活力十足。长三角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新经济更是引领新一轮变革。
●粤港澳大湾区:高度市场化,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
商贸基础厚实,高度自由化市场经济体。以香港、广州为代表的商贸之都,海纳百川,积累了深厚的商业传统和坚实的商贸基础,市场经济意识深植人心。
城市呈连绵带状发展,已形成跨城职住关系。城市建成区已基本相连,形成了完善的城际立体交通网络。公交化的跨城地铁使市场边界已不局限于行政边界。
全球独特的完整产业链,创新能力突出。香港金融中心+深圳科创中心+广州商贸中心,造就了完备的产业链,形成了城市发展和人才流入的持续动力。
Ⅲ “冰山”成本消解,中西部核心城市首位提升 全国城市GDP TOP20折射城市格局的变化,背后是经济产业格局的变化。制约中西部发展的“冰山”远程运输成本,正在消解。武汉、西安、成都、贵阳等城市新崛起,承接了东部大量的高端制造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名牌”。例如,武汉的装备制造和信息技术制造总产值均超千亿,成为“中国光谷”;西安成为“硬科技之都”、贵阳成为 “大数据之都”、成都成为“全球一流显示产业基地”等。产业地位提升,也使得这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加速发展。
中西部核心城市人口聚力显著拔升是重要例证。对比中西部典型省份省会与省内其他城市小学生人数增幅,发现:2010年以前,省会对省内人口吸引力并不显著,具体表现为小学生人数增减是同向变化的;2010年以后,省会城市人口吸引力明显提升,如成都小学生规模累计增幅近四成,而同期四川其他城市小学生规模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人口规模拐点降至,人口分布走向“零和博弈”,未来高素质人口将进一步向大中城市聚集,这也是各城市打响“人才争夺之战”的底层逻辑。我们重申基本面(人口、经济、产业等)才是支撑房地产发展的根本因素,房地产发展是基本面的投射,城市的生命周期就是房地产的生命周期。
基于对全国城市生命周期的反复研究及验证,我们提出:峰值时代,房地产布局百城理论,聚焦百城,动态调整。聚焦 “胡焕庸线”东南,一二线城市及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仍将主导峰值时代;北方人口、资源、经济向少数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会更明显,而当前“南强北弱”格局下,南方城市整体看布局机会点优于北方。同时,随着产业发展格局和城市格局的变化,动态调整百城名单。
Part Ⅱ 市场运行周期
增量开发市场、存量经营市场均面临短周期波动、调整
当前行业发展环境“错综复杂”, 经历过去三年的超级大周期,市场回归理性、回归真实居住需求,不论是增量开发,还是存量经营市场,均面临短周期波动、调整,但其中亦不乏结构性机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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