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如何在合理范围内推行城镇化,才能有助于刺激消费?
吴斌珍:本身城镇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因为城里的基础设施相对农村还是要好一些,人们还是愿意到城里去住。但是如果因为一些制度约束(比如户籍制度约束)使得他们在城里住得不舒服,那么他们就会回农村。
目前,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已经慢慢放开,转为城镇居民越来越容易。但问题是大家不愿意离开农村,因为农村有地,变为城镇居民以后地的收益(包括可能的征地补偿)就没了。
政府应该设计一套机制,让农村的人搬到城镇以后,还能拥有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权益。一边鼓励他们去城镇住,一边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这对促进城镇化有很大好处。
新京报:所以要顺应城镇自然发展和农民的意愿。
吴斌珍:是的。有城镇化苗头的话,政府就可以顺着推一把,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农村的权益把农民捆绑在农村里,要想办法解脱这种捆绑。有人说反哺农民,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反哺方式,欢迎他们来城市居住,同时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
干预价格是因为缺少其他工具
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
新京报:你在原来做的关于药品降价的研究中提到,降价并不能很好地实现政策的初衷,为什么?
吴斌珍:以前降价只是行政性降价,它的很多配套都没有变好。新药的审批没有跟上,药厂完全可以改变药的剂量和名称来重新上市,这样就换汤不换药了。
更根本的是医院没有被激励去用低价的药,人为地压下价格,医院也总有办法换一种药,不开低价药,这是典型的没找到问题根源的解决政策。
我看了药品的进出口情况,加了管制以后药品进口就增加了,进口药的价格就高了,毕竟医院是靠这个盈利的。政府本来想价格下来以后能把医疗支出降下来,但其实没有降下来。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吴斌珍:虽然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行政性的降价是最快的,短期效果最好,所以也需要理解政府。
就限定猪肉价格的上涨为例,政府短期调节供给就意味着拿出储备肉,但这个量是很有限的。鼓励农民多养猪,但是这需要一年时间。美国很少有直接的价格干预(有价格管制),是因为不允许政府这么做。假如没有这个工具,政府就会想办法改进制度,改进农产品(9.30, 0.00, 0.00%)管理。
■ 同题问答
Q: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改革比较关注哪方面?
A:我比较关注教育,教育改革比医疗改革还要糟糕。教育的数据公开的也不多,这几年的教育改革也比较多,比如高考,就近入学划片等等,但这些政策都不是特别根本的改革。
Q:未来十年哪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应该是互联网信息产业,这是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一个行业。虽然是技术密集型,但技术也来自于人,不是靠机械的,它更取决于创新性想法(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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