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总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家们从事的研究工作过于理论,事实上,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越来越偏好“实用性”。汉森的“不确定性”研究自然也可以应用到实际操作中。
股票市场,便是不确定性研究实际运用的最好战场。
“股市中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的趋势、政府政策的方向、相应的政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重要的参数都是我们在建立模型时需要考虑的。”汉森指出,在对股市不确定性的研究中,他们首先会区别风险和模糊性,还需要在各种宏观经济模型中进行概率计算,选择正确使用的模型。而模型也会随着时期的不同、市场情况的不同而改变。
“比如市场风险很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模糊性,这时候的投资者总要进行一些对未来形势的猜测,因此金融市场间的各种模型就需要考虑这些不确定性的定价波动。”汉森语重心长地表示,“反之,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不同模型在不同时段的相合性,随着不同的形势,模型需要进行不同的设置和选择。”
此外,关于模型的误设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汉森坦言,“我们的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模型,有可能是错误的。”有的时候,模型从它的定义上来说,就是关于现实的一个抽象型的简单化总结,也就是对于整个模型的应用或者设置不要有太过于简单化的前提和假设。
“因为不管我们多好地了解市场,市场总有一些主观的做法会超越我们模型的考量。”汉森表示,使用不完美的模型要进行一定的分析,清楚地知道模型的局限性在哪里,以及哪些局限和条件会对结果产生最大的影响。
批判“巴Ⅲ”
系统风险这个概念对许多人而言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说它陌生,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系统性风险”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它难以获悉更难以把控;说它熟悉,是因为无论在哪里,大部分金融市场一旦发生什么问题,都会将责任推给“系统性风险”。
作为专业的经济学家,汉森是怎样理解“系统性风险”的呢?面对这个问题,汉森再度拿出了他的“不确定性”理论。
“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并不是‘风险’,而是系统的不确定性。”汉森的这个定义引来了全场的窃窃私语。
面对场下观众异样的目光,汉森报之一笑,点出了第一个“批判对象”——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在对海外银行的监管过程中,作为金融指导的原则本身就应该受到质疑,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做决策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知识,甚至是错误的知识,就会导致整个模型系统本身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汉森指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模型有缺陷,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存在错误的信息,在面对许多模型的选择中选择了一个不完全正确的模型。”
汉森告诉记者,在金融危机期间,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很多政府、决策部门以及储蓄银行的官员们都在会议中认为,金融监管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这点我确实同意,但他们却有这样一种惯有思维,认为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但事实并非这样的。”汉森认为,“复杂的解决方案大多数是我们假装了解了很多,假装对结果的预测都是正确的。”
于是这次,这位经济学家又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巴塞尔协议Ⅲ。
“这个协议的目标是对金融进行合理的监管,本身这个协议就已经非常复杂了,而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条例又对巴塞尔协议Ⅲ进行了更加复杂的衍生。” 汉森认为,监管部门在设计规则的时候,如果设计很复杂就会令人很难理解,它可能会成为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而这些不确定性在人们知识有限的环境之下可能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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