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晖投资王功权：首次创业成功的比例高于再创业

主持人：据说1995年的时候您曾经到美国考察，要给万通集团带回来国际管理经验，没想到您却迷上了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为什么？

王功权：在我们思考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道路整个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的时候，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原始资本的问题，就是大家在过去我们这个社会个人都没有财富，也没有比如说自己的前辈给留下来多少多少家产，所以大家基本上是一贫如洗，又要走到市场经济这个领域，投资又需要有资本，然后大家都没有资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些企业起步起得非常非常艰难，也就是说那时候知识、技术等等，包括一些创新的想法实际上不是那么被认可的。这样的话，没有资本，但是这些创新的行为怎么能够得到支持？我们原来在考虑民营企业发展的时候，就是大家能不能摆脱所谓的原始资本原罪的问题，这你们从冯仑的讨论都能看到，苦苦不得其解。到硅谷之后我们发现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对知识，对专利，对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的价值认可，解决最初的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创业团队怎么能够跟资本对接的这样一个问题，再加上中间运作的一些机制，所以我最后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应该讲这是对风险投资的认知和理解，我认为是比我后来操作还要走在前边，我相当于先理解透这个东西，后更多的做这些事情，这也是我们的习惯，我说我们是指我们万通这些同伴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习惯，容易新去考虑问题，然后再去做事情。

主持人：98年的时候您接受周全、林栋梁的邀请，正式加入了IDGVC，对于当时没有多少风险投资行业专门经验的您来说，您觉得周全和林栋梁看中您的是什么呢？

王功权：在这里我特别想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感谢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周全先生还有林栋梁以及IDG这些伙伴，当时一个是受资本力量的限制，另外从专业上我自己也感觉到摸索地比较孤独，虽然得到硅谷一些风险投资界前辈的指导，但是仍然自己没有在这样一个正式体系中操作，所以等到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当时面临的选择一个是回到万通继续我原来的万通总裁的经营，另外一个就是走向风险投资的道路。特别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周全和林栋梁先生，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实质上你如果说他们看中什么？他们可能是看中我对中国本土各种商业模式的理解，本土创业的一些经验跟团队的判断和配合，但实质上我加盟IDG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想在投资运作上跟他们学一些国际上的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周全先生还是非常感谢的。

主持人：在IDG期间您主导投资了3721、金融界、万网、框架媒体、中华学习网等很多公司，您当时是怎么发现和决定给他们投资的？

王功权：就做了这点事，都让你们知道了，真是不好意思。应该讲IDG是一个合伙团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项目可以说完全是一个人的成就，包括发现这些项目每一个不同的项目都有不同的来源，然后也是不同的人提供的一些线索，包括进行项目判断和决策有时候都不是一个人来完成的，比如在这里面周全几乎所有的项目他都是要参与评估和进行决断的。后来大家把这个成绩算给我，是因为在合伙人分工的时候，这些项目主要是由我来负责的，当然这些项目比如说最初团队的评估，考察，决策，我也都参与了，有些其他的一些项目我也有所参与，比如包括像携程的投资等等类似这样的。但是这几个项目后来是由我跟进的，所以大家说这几个项目是我自己的主导投资，这不是我说的话，都是业界讲的话。我只不过是一个负责者，当然我做事情比较尽责，所以我负责的项目我会花费很多的功夫和精力来推动这个企业的成长，我也没必要那样谦虚，确实在这些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花费了很多很多心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所以他们成功，我都是挺欣慰的，同时我也非常感谢IDG这些伙伴在我推动这些项目的时候跟我的配合。

主持人：但是有一点我不是很能理解，当时你们给创办3721的周鸿一投资的时候只投了几十万美金，在98年的时候应该赶上互联网第一轮热潮，当时只投这么多钱是觉得对这个项目看不准，但是不投的话又怕失去这个好项目的机会吗？

王功权：实际上投多少钱占多少股的机会是一个市场博弈的结果，那时候创业团队找到风险投资的机会不是那么多，所以当时IDG他们就会抓到比较早期的机会，并且能够谈到很好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当然希望能够尽可能降低一些风险，少放一点资金，多赚一些股份，那时候主要考虑对于这样一个公司在一段时期里到底他需要多少钱，周鸿一是一个创业欲望非常强的人，至少在那个时候也是善于低成本运作的人，当时公司的规模也很小，我们对公司如果做价高的话，应该说价格当时是不值那么贵的，但是如果做价低的话，我们投资多，对公司的股份稀释就太大，所以投那么多，占那么多股份，是当时公司互相之间商务谈判讨论反复权衡的一个结果，但是他就是属于在那个时候你给提供一点条件，他就能够跳起来的人，所以他后来就做起来了，当然后来我们又和很多机构又投资了，以后又对他进行了追加投资。

主持人：2004年您写了一首《临江仙·IDG VC六年有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齐肩击浪鼓，挽臂放华帆，无须温酒待捷传，VC神话里，人道有八仙，洋溢着你们IDG八位高级合伙人的同心协力、事业蒸蒸日上的自豪感。但是一年后，在05年的时候您却不再和这些伙伴们齐肩击浪鼓，挽臂放华帆，而是接受了鼎晖的邀请，做了董事总经理，当时是您觉得IDG VC给您的平台不够施展了，还是您确实想树立中国本土VC这样的品牌呢？

王功权：好尖锐的问题(笑)是这样的，首先我一点都不是在做作，就是特别怀念跟IDG的那段受捧我们这些合伙人大家在一起合作的日子，应该讲回过头来想起来，都想不出来哪些大家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写的那个词所表达的基本上是我们当时一个真实的心理写照，为什么后来我离开了IDG，因为实际上那时候IDG的基金规模不是足够大，我们的合伙人相对比较多，应该讲IDG在风险投资领域当时不管从规模，合伙人的结构，以及他在投资上风格和当时的一些特点，实际上是在那之前应该说是比较适合当时的情况的。但是往后看，实际上都已经在面临挑战了，基金规模小，合伙人多，然后做的项目都是特别早期，每个项目投的比较少，投的数量比较多，这样的话带来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业界大家也都知道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关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曾经和周全都多次讨论过这个事情，我认为大家如果是比较好的伙伴的话，最好是能够在不同的舞台上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大家互相有个照应，我是比较早的跟周全提出这样的想法，并且周全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所以实质上不仅仅是我自己，当时我们几个多次反复讨论是不是分头去做自己的事，然后再互相联手，因为毕竟当时这一个舞台已经显得有点拥挤了。

在进行这样的讨论过程中我是一个行动者，我过去你能看出我的性格，当我决定要做事情的时候是相对来说决断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正好我们前两个基金投完了，要进入第三个基金，第三个基金一签的话又是几年，所以这时候我提出我先走了。当时当然会像业界大家理解这样，找一个身体上的理由需要休息等等这样的理由，但实质上确实是有一个我们大家是在一个舞台上继续往前走，还是分头寻找发展空间，然后大家再怎么联动的问题。还好，实质上我离开之后大家也很快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有人行动了，所以IDG也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策略，比如说迅速募集了基金跟ICI合作，投资战略也在进行调整，实质上和这些也都是相关的。

这里确实没有，我自己反复想，比如是不是有哪些不痛快，不愉快，也谈不上，但是肯定有一些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就包括比如说对被投资的公司，对创业团队如何去评估，如何去看，由于我自己是一个本土的经历，有些会和他们周全和留学生的观点会有所不同，但那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这种不同会形成工作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