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土地能够自由买卖 房价就降了

　　贝尔曼居然用简单无比的动态规划原理解释了变分法中复杂的求极值方程式——欧拉方程。由于受到了贝尔曼成功的启发，我试图找出数学极值方法的现实经济意义。经过苦思冥想，我意识到，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要在有限的资源供应条件下使财富产出最大化，这天生就是一个可以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的问题。那段时间，我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里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和推导。经过潜心钻研，我于1979年从数学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提出了择优分配的概念。于是，从这一条捷径，我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所以说，我的经济学不是从哪儿学来的，是我自己发现的。

　　中国经济报告：根据这一研究成果，你后来写成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

　　茅于轼：1979年，我发现了择优分配原理。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国内还很封闭，我也没有写书的打算。到了1984年，金观涛编辑《走向未来》丛书，向我征稿。我在一边上班一边写作的紧张条件下，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写成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捶一书，次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的学术成就和结交的朋友有关

　　中国经济报告：你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与此同时，你的著作好像也遭受了一些质疑。

　　茅于轼：刚才我们也谈了，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对所学的力学、电学、热力学、数学都认真地下过工夫，可以说是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窜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像《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我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等人的著作。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写文章时极少引经据典。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安不到我的头上。我之所以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国乡、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人。

　　土地能够自由买卖，房价就降低了

　　中国经济报告：话及中国经济的前景，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还能保持15-20年的中高速发展，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潜伏着很多危机。你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怎么看?

　　茅于轼：我认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10-15年的中速发展还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而且，未来改革释放的红利还很大。比如，各种各样的资源能源和劳动力浪费，土地还不能自由买卖，金融业还没有实现充分竞争等。但是，要释放这些红利，就必须下大决心推动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刚才提到了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连，你是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的?

　　茅于轼：土地跟资金、知识产权等其他财产一样，都必须有一个牢靠的所有权才能够产生出财富。如果土地产权不那么清楚，土地使用一定会出现浪费。使资源合理使用，让它自由流动，有产权保障，有自由选择，各种资源都会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已经是经济学里最经典的结论。土地资源当然也一样。现在，我们国家在土地领域出了那么多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没有明确的产权，没有平等自由的竞争。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完善的土地市场。

　　如果土地能够自由买卖，农民能够把土地卖给开发商，他们得到的价格就高了，他们就有钱了。而且，开发商能买到便宜土地，房价就降低了。农民有钱，房价降低，农民就可以进城了。现在为什么农民进城后只能在城里打工呢?因为房子太贵了，想都不敢想，连租个房也租不起。所以，他们就只能成为流动的打工者，很难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如果我们改变政策，农民可以把土地直接卖给开发商，那么，有很多的农民愿意卖地，有很多的开发商需要买地，这样，很多的买方和卖方来充分竞争，就会形成一个合理的而非畸高畸低的价格。这就是市场决定了土地的配置。

　　但是，现在主要是政府决定土地配置，效率非常低，农民进不了城，造成很多社会矛盾。如果能够改变土地交换方式的话，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农民很快就会变成城里人了。政府现在为怎么帮助农民变成城里人伤透了脑筋。其实，土地和户籍壁垒不消除，这个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农民工要想靠他们的薪水来买房租房，10 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个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