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激增引爆大城市病 "以房控人"考验政府管理智慧

　　记者从上海社会科学院了解到，1993年到2012年，上海常住人口从1381万增加到2380万，平均每年新增52．6万，年均增长2．9％。2013年，上海常住人口突破2400万大关，达到2415．15万人，比上年增加34．72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990．01万人，占比41％，较上年增加29．77万人。

　　在广州，情况也不容乐观。2013年末，常住人口1292．6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832．31万人。这比2012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1260万人增长了约32万人，从2000年到2012年间，广州常住人口每年增长达43万。

　　据预测，如不采取有效调控措施，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将超过《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全市常住人口总量2650万的人口规划目标，2030年将达3000万人左右。

　　遏制人口过快增长面临诸多瓶颈

　　各地仍存在ＧＤＰ思维惯性，担心产业结构调整会导致经济发展减缓、税收减少、失业等问题。一些高耗能、劳动密集型的“纳税大户”本不适合在大城市发展，但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转移或外迁的难度很大。

　　记者在北上广调研了解到，尽管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措施，人口增速有所趋缓，但是绝对数量仍然大幅增加，对城市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压力。目前，人口规模控制工作面临多重阻力。

　　一是人口管理体制不顺，多方合力尚未形成。据了解，上海在2008年成立了市人口综合管理和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成员单位有25家，但各部门各自为政、工作机制不畅。目前，居住证登记与信息汇集系统化程度较低，信息合建共享机制不够顺畅是重要原因。

　　二是“ＧＤＰ思维”下“以业控人”推进力度不足。记者发现，各地仍存在ＧＤＰ思维惯性，担心产业结构调整会导致经济发展减缓、税收减少、失业等问题。一些高耗能、劳动密集型的“纳税大户”本不适合在大城市发展，但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转移或外迁的难度很大。

　　三是相关政策不到位，“以房控人”政策力度不够。比如，上海在2011年7月颁布的《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实施办法》对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屋出租缺乏具体政策，对“非改居”的厂房出租没有明确规定。虽然规定了违章建筑及危险房屋不得用于出租，以及租住人均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不得分隔搭建后出租等，但执行过程中却由于各部门分工不明确等原因执行力度不足。

　　四是“单独两孩”等政策给人口控制带来新压力。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测算，政策放开后平均前5年每年将新增5．42万人左右，此后每年新增约4万人左右。“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将使城六区人口服务管理压力加大，也使幼儿园、小学配置更趋紧张。

　　以产业疏导引导人口分流

　　专家表示，特大城市人口膨胀根源在于产业和功能过度聚集，因此有必要对特大城市功能和产业进行疏解，主动舍弃牺牲一些产业，“掉一些肉”，以经济“减负”为人口减压。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北上广等大城市吸引的新增外来人口中，大部分集中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不符合大城市的定位。根据2012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在北京市，就业以外来人口为主的行业主要是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制造业，在这些行业，外来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5％、73％、68％、63％、52％。2013年底，在全市登记流动人口中，服务性行业中流动人口比重超过70％。

　　在上海、广州等城市，也存在类似情况，对此，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建东表示，大城市应以产业疏导引导人口疏导。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已就地淘汰一批不符合城市功能定位的存量产业，实现了213家污染企业停产退出，完成全年任务的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