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一场慈善表演会上,当模特儿从T型舞台退场后,主持人提议,希望场中名人客串一下,为慈善晚会渲染气氛。
此时,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与另一城中人士煞有介事地上台,迈起了“猫步”,顿时,台下笑声掌声一片。
这就是梁振英?电视机前有观众不相信。在一些人眼中,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是不苟言笑的“刻板”形象--就像在办公楼、在会场上、在酒会等几乎所有公开场合,他总是笔挺的身板,穿着笔挺的西服,白色衬衣一尘不染,袖口的金属袖扣十分抢眼--似乎有些高高在上的冷淡,似乎有“拒人千里之外”之感。
不过,也许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接触过、或者熟悉梁振英的人大多认为,梁振英有真性情。
普通家庭走出来的成功人士
在香港,市民最推崇的是这样一类人: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专业人士,事业有成。这些人是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通过努力也可以获得榜样成功。所谓“狮子山下的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梁振英的成长之路正是许多香港市民希望走的路。
与香港特区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一样,梁振英出生于一个警察家庭。他幼年住在与曾荫权家为邻的中区警察宿舍。
梁振英小时候,当警察的父亲在山顶和礼宾府当差,薪金每月只有300多元,养一家5口人,难免捉襟见肘。更难的是,家里当时还有“远忧”:警察退休必须搬出警察宿舍,而退休警察不得申请公屋。为了贴补家用,更是为了将来能有居住之所,家里决定前去附近的胶花厂领胶花和玩具物料回家加工,靠自己的双手,为家里挣点钱。梁振英和姐姐、妹妹三兄妹都要参与其中帮忙。当时梁振英9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胶花,每月挣取300多港元的收入。“就这样一直做了3、4年,家里生活得以改善,并买了住房,我们终于熬过了做胶花的日子。”这时,梁振英已进入英皇书院读初中。
“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后,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这是梁振英的第一堂人生课:不畏艰辛,自食其力。
青少年的艰辛还不仅于此。童年的深刻记忆还包括:为了节省车钱,步行个把小时上学;吃不起学校的伙食,回家吃午饭。
1974年到1977年,梁振英赴英国留学,3年多时间里,他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生活费用。他每周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和在香港一样,为了省几个车费,每天上学放学靠两条腿走上十多公里的路。即使这样,他坚持每个星期天要去教华侨子弟学中文,用梁振英的话说,“是为华侨的下一代留点中华文化的火种”。
197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梁振英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
青少年的艰辛,令梁振英对社会下层有了更多认识,也成为他今天关注香港下层市民的历史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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