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政府有义务为农民提供住房

    尽管重庆目前的政策表明农民可以自由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有强迫农民转户的措施。例如，农村孩子上重庆的大学，来的时候户口是农村，必须转成城市户口，不然就不能申请奖学金等。这是很不公平的，也违反了自由选择的原则。

    重庆以土地换城市公共服务的设想，虽然比完全僵化好一些，但里面的问题也很多，我们不能重蹈好心办坏事的覆辙。

    农地产权应私有化

    除了重庆，成都关于城乡统筹最近也出台了一个办法，就是取消城乡差别，把自由选择的障碍拿掉。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增加选择权，城里人可以选择到农村去，农村人可以选择到城里来，没有什么城乡区别。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但成都的做法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钱从哪来？成都一些新建的农民房都有车库，固然很好，但是，这个办法是不是适用于每个城市或地区？

    如何处理土地、农地，是农民进城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土地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体现在土地的用途这一点。例如，究竟是什么用地，是城市用地，还是工业用地等等，政府的权力特别大，由它说了算，而不是由市场来配置。

    为什么我比较赞成现在农村的耕地私有化？我们的耕地非常紧张，要把它用好。但现在全国各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土地配置不合理，造成浪费。这就需要调整用途，具体的问题需要灵活调整。

    成都的改革叫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只是土地，还包括资本和人员都能流动。所谓的流动就是有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机会，从而提高效率。

    所以，土地的使用一定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土地的所有权，可以交换，有价格，没有选择的障碍，效率才能提高。

    这就需要土地能被定价，土地质量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有了价格，农民就可以得到补偿，如果坏地变好地就再花点钱。

    政府此前的补贴妨碍了市场，起到负面作用。现在的做法不是妨碍市场，而是撬动市场，通过政府很少的钱撬动市场的大钱，而且政府退出，不是直接进入市场。

    此前我们投入支持农业的资金中，有很多钱花得很冤，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其中也不乏产生正面效果的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就很好，不但没有破坏市场，还能帮助市场。

    需要谨记的一条道理是，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没有障碍地流动，是提高效率的最好办法。如果能在实际执行中不走样，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可能有人担心，农地可以转让后，会出现土地兼并以及大资本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

    从效率的角度看，兼并是好事。我们总讲农业要集约化，所谓集约化就是要有规模。集约化，兼并土地搞大农庄，提高了效率，但又产生一个公平问题。一些人把土地卖了，就没有土地所带来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们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

    从长远看，把阻碍提高效率的政策取消，该兼并就兼并，该分散就分散，它会自己找到一种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收入问题如何解决？这就要靠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的另外一条路，就是政府、社会团体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如此一来，两头就都能兼顾到了。

    另一个办法是靠中介组织。农民可以不直接跟大企业打交道，而是通过中介来进行土地的交换。如此可以避免大企业欺骗农民，因为与农民相比，中介更清楚土地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