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可维持7%趋势增长线

　　大规模财政与货币刺激支撑了投资拉动模式，但持续高投资率造成了重复建设，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的风险，恶化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失衡的问题。过度投资，尤其是在依靠进口原材料与能源、高排放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重工业比如钢铁与电解铝的情况下，形成了低效率的巨大产能。

　　在正常市场经济周期中，投资过度扩张主要是因为企业对于未来商业前景过于乐观，以及信贷泡沫所引致。在中国，除了宏观政策因素，国有企业缺乏“硬预算约束” 的财务制度(包括利润不分红、股票不回购)，国企项目在投资审批制度下享有的优先权，以及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唯GDP至上，是导致投资冲动的制度原因。

　　中国的投资扩张主要依赖债务融资和高杠杆率。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市场约束力薄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泛滥、缺乏透明度，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差的投资项目，形成严重债务问题。中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新常态时期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深化金融改革，减少投资行政审批，发挥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增加直接融资比重，逐步实现去杠杆化，促进企业并购与产业重组整合，同时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发展市政债市场，增加透明度，强化问责制，从根本上抑制地方政府与国有产业的固有投资冲动症。

　　居民消费私人投资构成内需主体

　　中国投资拉动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导致全球与国内经济失衡，不可持续，这一点似乎已经在政策与学术界取得共识。但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产生有效消费需求替代固定投资与净出口，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私人消费的长期动力来自方兴未艾的城镇化和中等收入人群的壮大。中国目前城镇化进程刚刚过半，未来20年将加速推进。预计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 10亿人，中等收入消费者将达到8亿人，为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这两个历史性大趋势将刺激公共基础设施、住宅、私人汽车、耐用消费品、医疗教育与文娱服务等需求。以医疗服务为例，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5%，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12.6%和美国的18%。未来10至20年间，中国的这个比例可上升到10%，意味着医疗卫生产业至少扩大一倍。

　　在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下，财政政策历来重建设轻民生，导致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与债务危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国家财政预算支出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为中心，建立全国性的基本社会保障安全网，覆盖城乡人口的基本教育、医疗保险、养老和失业保险。中国社保体系的改革将为国内居民消费稳步持续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创新是提高生产率的源泉

　　新常态下实现6%~7%的真实GDP增长，摆脱要素密集投资拉动的传统模式，更加依靠居民消费、清洁环保、创新驱动，这就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必须达到 3%~3.5%的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效率显著提升，生产率增长在较长的时期表现非常良好。但是，自2009年来，因为体制改革裹足不前，生产率增幅有较大回落，从4%下滑至2.3%的水平。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如果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再依赖要素密集与投资拉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至关紧要。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创造性的破坏”，即创新，是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量。现代内生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罗默、卢卡斯等论证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生产率与经济长远增长。

　　互联网是中国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最重要成功案例。中国经济规模与国内市场的宏大、创业人才与信息技术人才的充足，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的逐步活络，加之政府法规与政策环境的相对宽松，使互联网业在中国迅速崛起，涌现了阿里巴巴、百度等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并以互联网的观念、技术创造了巨大价值，刷新和改变了中国经济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