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楼盘)为例,农用地占比高达约48%,但上海需要这么多的农用地吗?
有限的用地还要引进大飞机、迪士尼等项目,结果当然就是住宅用地供应几乎是逐年下降。住建部近日约谈成都、太原(楼盘)等12个城市政府负责同志,强调不仅要“认真落实稳房价、稳租金的调控目标”,而且“要加快制定住房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抓紧调整土地和住房供应结构,大力发展中小套型普通住房”。如果不能改变上海的耕地永久性保护规划,上海就不能破局住宅供求失衡的矛盾。
中央给了上海一个机会。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为上海增加住宅用地供应打开了方便之门。办法明确:“耕地后备资源严重匮乏的直辖市,占用耕地、新开垦耕地不足以补充所占耕地,或者资源环境条件严重约束、补充耕地能力严重不足的省,由于实施重大建设项目造成补充耕地缺口,经国务院批准,在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省份落实补充耕地任务的行为”。少有哪个省是真的缺地,而直辖市中几乎只有上海是真的缺地。因此,几乎可以认为,这个文件就是为上海量身定制的,至少上海是最大受益者。上海可以就此调整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重新调整人口规模上限,利用上海的集约建设经验打造集约型城市,在不大幅增加建设用地的同时,容纳更多的人口和产业。只不过,上海可能不会这么做,除非上海彻底抛弃过去小脚老太式的城市发展逻辑。
当然,一些省会城市也可以借此机会,申请重大项目建设用地补充耕地占用,以此节省大量用地指标用于城市发展和住宅用地,缓解住房供求失衡的矛盾,也可以间接抑制一二手房价倒挂的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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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行政垄断同样可以助力“房住不炒”
解决办法之二是:鼓励产业用地转换。全国城镇产业用地低效利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单位GDP低于10万元/亩的工业园区比比皆是。虽然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提高园区门槛、调整产业布局,引导低效产业迁移出去,实现土地的腾笼换鸟、坪效提升。但是,调整难度极大,利益纠葛错综复杂,政府介入其中往往也难以抽身。其实,我们可以善用资本,允许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企业发展前景渺茫的工业企业引入资本和房企,鼓励自行申报产业用地转换,建设商品住宅、增加市场供应。
唯二的条件就是:只要符合政府规划、补缴土地出让金。
只要城市规划有保障、土地财政不减少,可以让土地资源得以盘活、利用效益大幅提升,进而改善环境和企业盈利,何乐而不为呢?至于有人可能担心,这不是让更多工业企业投身房地产吗?这些担心可能是多余的,即使不改做房地产,这些企业能够变身新兴产业吗?最终的结局无非是苟延残喘、消耗时间、浪费资源罢了。相反的是,它们可能利用这笔收益实现转型升级,否则,企业可能一直烂在现在的地里。只要严格按照城市发展规划调整并且楼市政策顺应市场,政府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当然,只要有利可图,企业和资本都会聪明地流向稀缺的市场。
解决办法之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可售住宅市场。
前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先生曾经说过:“政府不再是城市土地的唯一供应主体”,这是指政府正在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但他没说出的另一句话是:“政府依然是城市可售土地的唯一供应主体”,这是因为政府依然需要享有土地财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只能用于租赁住房。既然我们正在推行“土地同地同价同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转换思路,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样可以作为可售土地入市呢?
如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可售,又何来同价同权呢?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既可以弥补大城市国有土地不足,也可以用资本的方式释放农村土地活力,更可以实现土地“双轨制”的重大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可售住宅,唯一的障碍就是过去大量的小产权房如何处理?
尽管政府部门反复强调:小产权房不能转正。但是,村民违法售房、市民低价买房、政府失于监管以致的既成事实显然不可能推倒重来、全部拆除的。
最终,势必形成“不承认、不扩大、不拆除”的“三不”共识,用时间来换空间,指望着这些小产权房自然倒塌、复成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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