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房子“只住不炒”具中国人的智慧 重税重摩擦

　　刘煜辉：宏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主席领导党中央所确立的三大攻坚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行。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资本市场来看的话，这一块可以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所造就的，我们认为是一个新的因素。中美之间的不可调和的贸易冲突，其实已经对我们造成了的深刻、持久的影响，对于中观和整个产业结构，这个冲击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我曾经讲过五个方面，供大家参考一下，我简单再提一下：

　　逆全球化和贸易战所造就的风险和成本由谁来买单?一定有一个买单者，我觉得这就是产业问题，毫无疑问买单者是过去30年、40年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过程中利益的结合体来分摊这个成本，利益结合体是一帮跨国资本，即便跨国资本受到影响，但是美国有巨大的税收明确的政策跟它进行对冲，但是其他的与这个跨国资本相结合形成的全球代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由谁买单?我个人认为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产业链上的这些代工厂自己进行财务的消化，这是第一个。

　　第二，对于中国来讲，要守住全球化的红利，我们对内的政策选择一定是降低成本，我们一定要压缩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少低效率投资，这个方面一定要转变，这直接对应的是金融地产所带动的产业链恐怕面临一个负向成本的冲击。资本市场还是非常灵敏的，贸易战以来，可以看到由于地产繁荣所带动的白马蓝筹，这些产业的股价调整还是非常剧烈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负成本的过程。

　　第三个可能还没到来，但是我们肯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中国的数字和服务市场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非洲草原，未来不会让国内的BAT关起门来独享中国庞大的14亿人互联网人口的红利，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未来中国数字和服务市场高企的贸易成本在趋势上会不断降低，这个门会逐渐打开。外来更有竞争力的，更高效率的生物会进入这个生态系统，这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封闭的状态下，中国的TMT、互联网、数字经济企业活得很快乐，成为了独角兽，我觉得这些独角兽在未来三到五年一定会遇到新的挑战，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从长远来讲，经过这样一个更充分的竞争，中国本土的互联网这一批商业天才会变得更加强大，但短期的冲击和挑战是我们要应对的。

　　第四，大家也知道，刚才柳百成院士也讲得很清楚，这次贸易战把中国的软肋科技短板打出来了，但是这一个科技短板能否靠我们国家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把代表西方过去200年工业文明精华这一块短板补齐呢?我个人是打问号的。但凡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它的价值相对都有限，在中国用钱解决的问题，其中产业中做得最好的一个就是京东方，强资本密集型，我们确实把京东方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对京东方来讲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是我讲的第四个。

　　第五，我觉得中国现在经历一个时代的跨越，我们正在和以金融地产为代表的镀金时代告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迎接未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中其实用了一个非常文学性的词讲得很清楚了，就叫“美好生活”，时至今日，我们的追求已经远不止是物质的满足，更加注重精神层面，我们强调社会的参与感、社会的安全感和尊严，强调社会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中国人对生命价值认知的转变极其强烈。最近电影《我不是药神》和疫苗事件之所以引起举国热烈讨论，正说明中国人进入了对价值认知巨大转变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对应着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的产业结构，一定有别于过去十年地产镀金时代所呈现的，会是产业结构的颠覆。

　　这个新的产业结构中，未来代表中国新时代的特征有三点。第一个是时间在变化，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从“焦虑”时代走出来，从“跑步机上走下来”，很多东西都要重新静下心来思考;第二个人口在变，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便中国所有家庭都生二胎，也阻挡不了中国面临未来十年生育力最弱的人口悬崖，中国劳动人口在未来十年之间会急剧减少。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很多产业有可能不断丧失长期价值，未来涨十倍甚至更多的股票一定是来自于新的产业，现在中国的股市有很多股票非常便宜，我个人认为有道理，因为它被时代所抛弃，这是时代留在它身上的某种烙印，它便宜是常态，未来可能还会更便宜。但是进入新时代的方向，我们今天的主题新动能、新经济，这些产业的长期价值正在急剧上升，也代表未来中国跨越时代新的内生动力的形成。

　　赵晓光：最终还是回到务实的角度，所有的问题最后都涉及到资本市场，最近跟很多投资人交流，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银行理财和30万亿，跟房地产400万亿，这个钱未来会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到股市中来?这也是决定未来整个市场有没有系统性机会最核心的问题。下面先请问徐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徐彪不仅在政策跟踪上，同时在对市场研究上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包括最近市场上的观点，包括年初提到衰退系统宽松，同时谈一下对今年下半年整个市场的看法以及资产配置的建议。

　　徐彪：接着光总刚才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长期化的问题和短期化的问题。从长期化的问题上看我们可以把高度拔高一点，本质上是资产配置的问题，资产配置问题的背后又是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模式的问题。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本质是用债务推动的，是由要素推动所持续进行的经济增长。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对外出口都一样，要素的持续投入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

　　但是走到今天我们都说一定要新旧动能转换，为什么?因为光靠要素的持续投入，我原来投一块钱可以带来五块钱的GDP，现在一块钱的投入只能带来0.5块GDP，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投了，再投下去最后只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量的坏账，把实体经济推入深渊里面，这不是我们想的。因此，目前已经到了一个边界，必须转换。

　　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老的模式可以用债务来推动，依靠银行，依靠发债券，但是新的经济增长不再是要素驱动了，这里面科技的推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的推动这一块的影响会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你不可能再通过这种间接融资的方式来满足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来源。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肯定需要用钱，但是靠借借不来，为什么?新兴的这些企业、高科技的企业到银行来借钱，它有什么?它什么都没有，要固定资产没有固定资产，要无形资产没有无形资产，它手上有一个专利，专利给你评估100万，你想借一个亿是借不出来的。所以新旧动能转换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融资方式的转变，一定会从债权融资的时代转向股权融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