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城集团宋卫平：17年的发展史 悬崖边的贵族

　　绿城的“信托门”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今年下半年来，和房地产有关的民间高利贷和高息信托融资，就像定时炸弹，正在不断被引爆。开发商跑路或者自杀的新闻时有耳闻。银监会的一次例行信托检查，很快在媒体上放大为“银监会调查绿城”。

　　高负债是地产业的普遍现象。“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没有发展模型，也没有融资模型。我们永远不可能很安定。”宋卫平说。中国的房地产是香港模式，企业从前期拿地到后期营销几乎都自己做。这是一种典型的重资产模式，土地成为吸金黑洞。

　　2006年7月，绿城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目的是想解决融资的问题，“但是发现基本上没有用”。除了银行贷款之外，绿城尝试过发债、信托等多种融资手段，但这些基本都是短期融资，与房地产长周期、密集的资金需求并不匹配。

　　翻开绿城17年的发展史，“激进”是其隐含的基因。

　　宋卫平一手奠定了绿城在房地产行业品质标杆的地位。他对房屋品质的苛刻，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他至今还会亲自给重要的项目挑选材料，为了一堵墙的颜色或者一个窗户的弧度，他会不惜推倒重盖。关于他痴迷于品质的各种故事，在业内广为流传。

　　一直以来，绿城都是家野心勃勃的公司。在2005年那一轮调控中，绿城因为扩张太快，资金链几近断裂，后来的市场回暖让它躲过一劫。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第一轮高歌猛进的高潮时期到来，上市的绿城如虎添翼。从这一年开始，挟资本之力，绿城成为土地拍卖市场上的豪客，它激进的风格也基本确立。

　　对于前几年的激进，宋卫平轻描淡写的解释是，“从上学以来就没有得过第二名。”他是天蝎座，典型的进攻型人格。他的进攻性，如下一句话可做代表：“人一生能做多少事情?”

　　“我们的利润低，主要是我们在产品上的投入比人家多。”寿柏年说。他举例说，房子坡屋面的防漏，国家标准是两层多，而绿城是四五层;国家规范的栏杆是1.1米，绿城是1.3米。“绿城的工程图纸非常复杂，别的公司可能一张两张就够了，绿城经常要四五张。”绿城的一位员工说。宋卫平在公司内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房子是我们生命的转移。”

　　在前几年卖方市场的狂热氛围中，房子的图纸刚刚拿到就销售一空，开发商的心思都放在抢地上，品质可想而知。2010年，王石就警告过万科：“如果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最终必将被消费者抛弃。”一位资深业内人士也深有感触：“绿城上市后，并没有被异化，它不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是一心追求造出好房子。”但他这个说法，又似乎与前几年绿城在土地市场上的激进表现背道而驰。如果不是因为利润、因为贪婪，宋卫平为什么让绿城承受巨大的风险，拍得一块又一块的高价地?

　　“宋卫平的血液中，连50%的商人都不是。”绿城副总经理冯雨峰，是宋卫平的校友，也是他30多年的朋友。在他看来，2009年绿城拍得上海的一个高价地，原因是“上海的项目股权被置换，必须给原来的团队找到事情做，明知不赚钱也做”。绿城没有设置人力资源部门，而是叫“本体建设部”，因为，宋卫平认为人是最重要的资产。

　　对于资本，他似乎抱有贬斥态度：“资本太强大，会使人逐利，这是人类的误区和异化。”他的表述特别有乌托邦的色彩，公司只要能持续做下去就行了，“一个企业家在45岁以后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他对公司的定义是：以商业模式运行的社会公益企业。这样的定义也会让人很不解：绿城到底是公司还是公益组织?

　　他的乌托邦有些已成为现实。绿城的育华学校是杭州最好的学校之一，每年招生录取比例高达7:1。除了美丽的校园，素质教育是这所学校最大的特色。每天下午，都有高质量的科学、艺术课程，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这里的孩子真的像孩子。”一位老师说。绿城育华学校校长助理王老师介绍说，从2001年至今，这所学校的总投入是10亿。“学校赚的钱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改善教师的待遇，一是滚动投入教育。宋总没有从学校拿走一分钱。”目前，绿城有13所大小规模不等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