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政府有义务为农民提供住房

    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收入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在农业，而是农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的农民只占其总人口的5%以下，它们的农业很发达，农民吃穿不成问题。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不会再增加吃方面的消费，而会把钱用在住宅、娱乐等方面。

    所以，解决农业的问题还是要靠非农。只有让农民流动起来，进到城里，富裕起来，最终变为城市人，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农民的问题需要依靠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民多提供一条出路，使愿意进城的农民能进城，并且安居乐业。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大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无论城里人到农村打工或当地主，还是农民进城打工、居住，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后来城乡户口限制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这个政策非常糟糕。这种糟糕政策的进一步延续，认为农业应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导致农村长期补贴城市，农民财富增长的速度追不上城里人，最终扩大了城乡差距。

    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是无法极大增加农民收入的，而且也很难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从长远看，不能靠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因为就算农业再增产，一亩地一年产出也不过1000元至2000元，而在城里打工，一个月就能挣一两千元。

    因此，提高农民收入，不能把农民留在农村，也不仅仅是提高农业效率的问题。

    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收入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在农业，而是农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的农民只占其总人口的5%以下，它们的农业很发达，农民吃穿不成问题。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不会再增加吃方面的消费，而会把钱用在住宅、娱乐等方面。

    所以，解决农业的问题还是要靠非农。只有让农民流动起来，进到城里，富裕起来，最终变为城市人，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农民的问题需要依靠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民多提供一条出路，使愿意进城的农民能进城，并且安居乐业。

    进出城市要自由

    从根本上讲，要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他们愿意进城，就可以进城；不愿意进城，就可以留在农村。这并不是强制农民做什么，而是给他们增加一个选择，本来不允许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多增加一个选择肯定是好事情，如果农民认为增加的选择不好，可以不选择。

    在出台更多的政策之前，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目前各地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包括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验，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完全自愿。

    中国过去有很多好心办坏事的经历，政府认为好的事情，老百姓不一定这么认为。而政府又要强制这么做，就容易把事情搞糟。

    当年搞农业合作化便是如此。农民不愿搞合作化，但政府认为合作化对农民有好处，规模经济能提高效率，于是就强制农民合作化。

    为什么农民不愿搞合作化？

    效率可能提高了，但分配问题没解决，多作贡献的人不能得到更多的分配，所以农民不愿意。农民不愿意政府就强制，一直从高级社最后搞到人民公社。农民变相罢工，全国人民挨了许多年的饿。

    农村改革后，这个问题没有了。1978年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提高，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农民有了自由选择权。

    市场为什么要自由，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会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去利用各种关系和资源，这种组合一定是对社会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