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政商关系学问太高 在中国远离政府太假了

      王健林：正在朝这个目标在努力。我倒不是为了证明个人财富，我是想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证明一点什么。

　　新京报：证明什么?

　　王健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承诺我的财产绝大部分会成为慈善基金。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证明中国企业也可以做得好。我们现在想，2020年万达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种格局的。

　　新京报：有没有制定成为世界首富的时间表?

　　王健林：目前还没有。

　　谈足球它带给我刺激、欢乐和痛苦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连(楼盘)万达，还是通过一支足球队的名字，当时你的公司还不算大，投资足球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喜欢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报：年轻的时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轻时在部队玩过，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过。

　　新京报：当时喜欢踢什么位置?

　　王健林：中卫。就是瞎玩。

　　新京报：从当时的大连万达队撤资，现在又投资了(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这些年，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健林：刺激、欢乐，甚至包括痛苦。有赢球时候的快乐，输球时候的痛苦。

　　足球在体育运动当中，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强度，都是最大的运动项目之一。一场球能去几万个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变化性，它的不可预测性，都特别吸引我。

　　新京报：许家印、马云[微博]等人都投资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你投资国外俱乐部，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资国内足球俱乐部。只不过我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搞俱乐部的。

　　新京报：不是为了你个人，那是为了?

　　王健林：中国足球最近几年呈现的一个趋势，就是不平衡。俱乐部很高，国家队很低。俱乐部可以拿亚洲冠军，国家队小组赛可以三场全胜，但还不是在八强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么改变国家队比较弱的局面，就得从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这个呼吁可能很难形成共识，因为这个东西要证明得七八年。

　　新京报：你认为通过自身努力，能促使我们足球有什么蜕变?

　　王健林：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视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联赛和国家队身上，因为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应该只重视塔尖的东西，也要重视塔基的东西。

　　当爱好中国足球的小孩扩展到两三百万人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在亚洲绝对一流。

　　新京报：投资中国足球，上世纪90年代可能为企业带来品牌荣誉，但是现在万达已是商业帝国，再投资足球，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