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政商关系学问太高 在中国远离政府太假了

       王健林：我就是为热心的中国球迷做些事，这也算是社会公益嘛。投资足球每年好多钱呢。

　　新京报：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三个梦想，打进世界杯、申办世界杯和夺得世界杯。

　　王健林：是啊。这是习大大的个人梦想吗，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的梦想。

　　谈政商“在中国远离政府太假了”

　　新京报：拿“亚洲首富”来说，原来的首富是主做地产的李嘉诚，然后是搞互联网的马云，现在又被玩地产的你取代，这像是一种轮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产的。我说过，我必须在三年内或者五年内去“房地产”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去“房地产”化是一个趋势?

　　王健林：是个趋势。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可能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商业地产，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万达商业地产，我已经想好名了，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或者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我不投资了叫什么地产呢，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

　　新京报：就拿地而言，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

　　王健林：这就是商业模式。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拿了几块地把哒哒地价上去了，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

　　做商业地产也好，做电影产业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慢慢地，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外来看是品牌，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

　　新京报：听说做商业地产，有个“万达速度”，24个月。

　　王健林：内部最长吧，其实我们定的是18个月。

　　新京报：有人认为，“万达速度”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

　　王健林：这是瞎扯，我才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一个广场十个亿，一年租金一两个亿，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只有快点干。

　　住宅和我们相反，拉的占线越长房价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栋楼，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了政府，其实不然，你得为自己着想，我这种模式投资资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见效。

　　新京报：你说过，你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确，就是纯粹出于排比对仗，一个亲近，一个远离嘛(笑)。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所以呢，还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

　　新京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一些特点是否会遗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