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我主要是为了企业安全,尽可能靠我们模式打动他,让他们求我们,而不是靠我们。
新京报:刚才你说东西方文化差异,在教育上也有差异吧?
王健林:核心我觉得是政治体制的不同,再加上民族性格不同,现在你看出去都是总统见、总理见,但是见了他骨子里是不信任你,不欢迎你的,这是没办法的,他需要你投资,拉动就业,我跟你讲,慢慢越来越体会到这种东西。
谈儿子王思聪我期望他稳重一点
新京报:说说王思聪吧,他最近做了“日狗”的行为艺术,你知道吗?
王健林:我看到了。可能他自己觉得好玩,是在开玩笑,但他忽略了中国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负面影响。
新京报:王思聪现在是微博大V,有1200多万粉丝,有人觉得他敢想敢说,也有人觉得他高调张扬。
王健林:(他个性张扬)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西方成长经历;第二可能与他年龄有关。
其实我回想起我年轻时,性格也冲,但是我的冲是比较听话,你让我干什么事儿,我保证哗哗给你干完。那时候我在军队里,哪敢说怀疑领导啊。可能时代不同了吧。但我还是期望他能稳重一点。
新京报:他从小在新加坡和英国长大,作为父亲,在对他的教育上,有什么得与失?
王健林:现在回头看,我可能有失误的地方。比如说让他在国内读完初中或高中,再把他送到国外去,这样更合适。思聪比较小(小学时候)就送出去,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对中国的人情世故、社会复杂程度缺乏深刻认识。他在中国,不能用西方学到的方式去做事。
新京报:他会经常在网上卷入到一些争议、冲突中,成为热点话题中的主角,你对这怎么看待?
王健林:我和他有沟通,沟通的时候他答应不再这样做了,但过几天可能又做了。
新京报:还有人会这样推测,他在网上的一些热点事件,有可能是对万达有帮助的营销手段。
王健林:瞎扯。万达需要他来营销?
新京报:但现在很多女粉丝,确实是因为王思聪才愿意逛万达的。
王健林:我不赞同。我宁可他没有粉丝。万达不需要这些东西。万达需要营销多少亿的人口,我们希望是全覆盖,从2岁到70岁,我们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粉丝)……
新京报:王思聪是富二代,富二代在中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
王健林:现在来说,官二代、富二代,只要是“二代”,自然会打上一个烙印。我觉得这种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的,看这些二代人怎么做,怎么走吧。另外,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这种富二代,官二代等就会减少。
看看英国工业史、欧洲工业史,你会发现,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过程中当中,都有这种“二代”现状,美国曾经也有。当社会逐渐走向橄榄型,中产阶级多了,教育程度好了后,这些负面的“二代”慢慢就会少了,这是个过程。
新京报:在父子交流的过程中,王思聪会向你说出哪些困惑?
王健林:我实话实说,思聪对于现在这种狗仔成天盯着(的现况),他很痛苦。他问我,爸爸,我要不要去国外生活几年。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很讨厌现在一点自由也没有,天天被人盯着。我说你去国外几年,时间太长也不合适,短了也不起作用,我说你这样,以后你社会上注意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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