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全球房价大趋势 及房价走势的因素及规律

　　1.2 本币房价长期走势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货币供应及住房制度相关

　　不同经济体本币房价长期走势差异可以解释为四个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动引起的人口效应、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房地产兼具消费品属性(居住需求，包括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和金融属性(投资投机需求，并可以加杠杆)，因而房价不仅取决于供需(人口及居民收入、土地供给)，还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从全球房地产市场运行经验看，在无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经济金融危机等冲击的情况下，一国房价随着经济发展而长期上涨。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本币房价年均增速、本币名义GDP增速分别为6.5%、7.8%，二者较为接近、且相关系数为0.71;如剔除韩国，22个经济体的相关系数为0.8;如剔除韩国、泰国，相关系数达0.85。名义GDP可分解为人均不变价GDP、人口、GDP平减指数，加上影响供求格局的住房制度，四因素可较好地解释不同经济体房价长期走势差异。

　　1)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不变价GDP增长反映剔除价格后的真实经济增长，人均本币不变价GDP增长意味着居民实际购买力提高、增加房产需求。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本币不变价年均增长的平均数为3%、中位数为2.5%，人均本币不变价年均增速的平均数为2.2%、1.8%(部分经济体数据计算从有房价数据时开始，瑞士从1980年开始)。其中，韩国人均本币不变价GDP年均增长高达5.6%,爱尔兰、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年均增长均在3%以上，其他经济体多在2%以下，南非仅有0.5%。

　　2)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化引起的人口效应。人口对经济体层面房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总量变化影响房价。人口总量变动包括自然增长、跨国(境)人口流动，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变化与住房需求呈正比。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当前全球生育率为2.45，其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7、1.83、2.81、4.8，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生育率已经不足以弥补人口世代更替。但高收入经济体吸引了大量人口跨国流入。我们在《中国人口大迁移》报告中谈到，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净迁入人口超过4800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净迁入合计接近1600万，德法英西意等西欧五国净迁入合计超过1100万，加拿大净迁入约900万，澳大利亚净迁入近700万。因此，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中国香港、美国1970-2017年人口年均增长分别高达1.5%、1.2%、1.1%、1.1%、1.0%;而德国、意大利、日本移民政策较为保守或移民较少，人口年均增长分别为0.1%、0.3%、0.4%;德国人口在2004-2011年一度累计减少约230万、后因移民重回增长，日本人口于2009开始负增长，意大利人口从2016年开始负增长。

　　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房价。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家庭户规模等人口结构变化，将引致住房需求变化。在家庭户规模方面，由于结婚年龄推迟、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低生育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等，导致全球家庭户规模呈小型化趋势，这增加了一定的住房需求。1960-2015年，美国家庭户规模从3.33降至2.54人，日本从4.14人降至2.39人;此外，1980-2015年，韩国从4.78人降至2.73人。在主力置业人群方面，美国20-49岁人口规模尚在持续增长，日本、韩国、英国分别已在1996、2004、2011年见顶，主力购房人群的规模变化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人民出版社)已经阐述。

　　三是人口通过经济增长影响房价。人口红利是许多追赶经济体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往往转为中速或低速增长。

　　3)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货币超发，从而引起资产价格变化。一般而言，广义货币供应增速高则通胀高。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年均GDP平减指数的平均数为4.7%、中位数为4.4%，不仅在绝对水平上与23个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长的平均数6.5%较为接近，而且波动较为一致。比如，1970-2017年南非广义货币增长474倍，在货币大幅超发下南非名义GDP增长387倍，实际GDP仅增长2.3倍，GDP平减指数增长116.6倍，房价上涨85.2倍;美国广义货币增长25.6倍，名义GDP增长18倍，实际GDP上涨2.7倍，GDP平减指数增长4.1倍，房价上涨13倍。但是，货币超发易滋生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比如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

　　由于新兴经济体广义货币增长较快，因而以本币计算的房价涨幅较发达经济体更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1-2017年印度、墨西哥等10个代表性新兴经济体广义货币年均增速平均为14.3%，明显高于英美德日等10个代表性发达经济体的5.8%(见恒大研究院报告《货币超发与资产价格：国际经验》)。根据BIS统计，2010-2017年新兴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长5.6%，超过发达经济体3.6%的房价年均增速。

　　4)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住房制度是一国房地产市场导向，一个好的住房制度能使房价长期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个坏的住房制度可能引发房价暴涨暴跌、削弱甚至掏空实体经济。德国房价之所以长期稳定，关键在于其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设计，三大支柱分别为：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住房金融体系，鼓励居民长期持有住房、打击投机的税收制度，保护租户权益、鼓励长期租房的租赁制度。新加坡目前形成以组屋为主、私宅为辅的二元化供应体系，供给结构呈现“廉租房-廉价房-改善型组屋-私宅”的阶梯化分布，住房自有率超过90%，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中国香港住房制度则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一方面居民居住空间狭小、房价暴涨暴跌，另一方面大量土地未得到充分利用、土地开发率仅24%(敬请关注恒大研究院研究策划半年，近期将重磅推出的德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日本、中国等经济体住房制度系列专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