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过程村官贪腐问题百出多与土地利益相关

　　尽管村官连传统意义上的九品芝麻官都算不得，但他们却是许多公共事务的“现管”，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不大，弹性却不小。那么，村官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村委会成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处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杨建顺告诉记者，村官手中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其协助乡一级政府的工作之中，其本身并没有过多的权力。

　　以被举报拥有20亿资产的村官周伟思为例，周伟思在担任南联社区常务副站长期间，主要的工作是协助站长抓好工作站的各项中心任务，除分管计生、维稳、安全生产外，还包括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负责南联社区范围内的旧城改造工作，具体包括协助政府推进城市更新及市政工程进行拆迁谈判、申报立项，协调平衡拆迁过程中拆迁方和拆迁户及集体利益、业主利益等各方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拆迁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然而，周伟思只是在南联村旧改项目中给居民做工作，游说动员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补偿条件，就得到了开发商上千万的好处费。

　　“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别拿村官不当干部’，现在看来，我们的确需要敲响警钟，需要对村官权力的约束机制加以研究。”在杨建顺看来，村官们手中的权力在整个权力大厦中虽然微不足道，然而，在城镇化背景下，村官这种不算权力的权力却有着极大的“操作”空间。

　　权力一:土地流转管理权

　　在我国法律中，与农村土地相关的制度主要有两个，一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一是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也正是这两个制度将事实上的对集体土地的管理权交给了村民委员会。

　　“这是一种主体虚置，农民虽然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但真正说了算的是村委会。”杨建顺告诉记者，在农村集体土地出租、转让中，租赁费的多少、土地补偿金的收取基本上由村委会做主，从某种程度上讲，村干部就是“土地爷”。

　　56岁的魏某是山东省临沂市高新区马厂湖镇某村一名资格较老的“村官”，先后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2003年，当地一家棉麻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某找到魏某，希望能把其租赁的该村120亩土地办成国有土地使用手续，同时因为资金周转方面的原因，他还希望魏某能予以通融，在土地补偿金不交的情况下出具相关手续。

　　讲明来意后，魏某不置可否，让刘某去找当时主持村委会工作的殷某。在殷某那里，刘某依旧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于是2004年5月，刘某再次找到魏、殷二人商谈，看两人未能答应，便表示只要二人能同意，自己会给他们一笔较为丰厚的好处费，也正是这一许诺打动了魏、殷二人。随后，刘某让会计给两人分别开具了借款金额为32万元、20万元的借条，并表示二人随时可以到公司来取。于是，二人为棉麻公司出具了240万元的“土地补偿金”收据。就这样，棉麻公司在一分钱未交的情况下，使租赁的集体土地顺利转为国有。

　　权力二:各类资金发放权

　　除了土地流转管理权，村官手中还有一项权力“大”得惊人，那就是征地补偿款、国家惠农补贴等各项资金的发放权。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村官的功能与“二传手”有些类似，但我国目前在此领域的监管缺位已然使得资金发放过程成为村官贪腐的主阵地。

　　2006年，穿越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境内的达成(达州至成都)、襄渝(襄樊至重庆)两条铁路复线相继规划建设。据悉，这两条铁路复线建设征地费用有三项，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总金额有5000多万元。

　　为了让村民放心和保证资金安全，当地政府决定将所有征地费用以所涉及的村民小组组长名为户名存入银行，存折由村民小组组长保管，其所在乡镇确定一名干部对这笔专项资金进行监督，由这名干部设置密码。

　　2007年3月至4月，两条铁路复线征地费陆续拨付到位。三项费用中，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有明确规定，大部分地方及时进行了发放。但由于数额占一半的安置补助费具体实施细则没有出台以及各地情况不同，还有大约55%的征地费没有落实到位，暂时存留在账户上。

　　彭虹喻是中国工商银行渠县支行营业部的个人客户经理，他通过自己的银行工作便利得知这一信息。为了招揽客户，推销理财产品，他将负责专项资金监督和存折保管的乡镇及村里领导找到一块，推荐他们用专项资金购买工行推出的“灵通快线”理财产品，以获取更高收益，并明示除将正常储蓄利息交回做账外，盈利的差额部分他们可以自己处理。

　　彭虹喻的话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从2007年9月至2008年7月期间，有7个乡镇开设了9个理财账户，转入的专项资金达1200多万元。然而，这些资金却被彭虹喻暗自转出，用于炒期货和股票投资，最终亏损了80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