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过程村官贪腐问题百出多与土地利益相关

　　特征二:多与土地利益相关

　　“在村官的形象危机中，贪腐问题最为突出。其贪腐行为涉及当地村民各方面的利益，贪污的公款包括救灾款、低保金、退耕还林款、国家高速公路征用土地补偿金、南水北调款、征地款、土地附着物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等。”唐钧告诉记者，村官犯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与土地利益的关联性极强。

　　这一点，从山东省昌乐县土地复垦窝案中便可窥一二。2012年11月1日，山东省昌乐县鄌郚镇6名基层干部涉嫌贪污、受贿案一审宣判。据悉，在这起案件中，有3名村干部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复垦过程中，虚开工程款和工时费，涉案金额高达130余万元。

　　据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科科长卜祥军介绍，土地复垦组组长的权限很大，除了负责工程的招标，还包括物资采购以及工程款的支付。“他们在享有这些权力的同时还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复垦费，他们往往通过虚开加大安置房工程款、虚开编造工程工时费等手段蚕食土地复垦费。”

　　“村官们主要是通过土地的倒卖、征地补偿款的发放来攫取利益。他们的权力不大，但却与土地息息相关。当权力与土地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它的含金量就会倍增。”杨建顺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造城运动的扩张，农村中不少土地被征用，用于房地产开发、改善交通和教育设施建设等，而由于我国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因此实质上行使土地处分权的只有村官，农民通常情况下都没有发言权，许多腐败村官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了横财。

　　经过改革的城郊村，由于区位优势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土地成为最为有价值的财富，以义乌大塘下村为例，平均每平方米土地售价已高达4万元以上。由于义乌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国际商贸城”，一些靠近商贸城的村子，土地更是寸土寸金，曾出现高达22万元一平方米的天价交易。

　　“正常的账目做起手脚来不方便，或者说甜头少，那么土地就成为了最直接、最有效的腐败工具。”一位大塘下村民告诉说，加之义乌各地都在推行城中村改造项目，也给了权利寻租以相当空间。

　　事实上，像周伟思、朱有云这样栽在土地上的村官不在少数，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南村原党支部书记赵宏刚亦是如此。近日，他因在七北路改扩建过程中帮关系户多获得拆迁补偿款而索要好处费、诈骗国家停产停业补偿款共计400余万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根据规定，对于拆迁范围内的企业，如果被拆迁户手续齐全，没有任何产权争议，在实际经营中又有营业执照、纳税证明，就按照每平方米800元的标准加以补偿。赵宏刚的工作是负责通知被拆迁户提供相关材料，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条快速发家致富的捷径。

　　村民刘士杰与赵宏刚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他租用的土地恰巧在拆迁范围内，于是他找到赵宏刚希望能在拆迁中多获得些补偿款，并表示事成之后会好好感谢赵宏刚。刘士杰的一番话打动了赵宏刚，他告诉刘士杰，只要能找到一个有税票的营业执照，拆迁时就能多拿钱。在赵宏刚看来，拆迁补偿过程中的各类证照繁多，工作人员难免有疏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而且自己只是向刘士杰提供一点信息而已，实施的主体也不是自己，自己还能拿到好处费，何乐而不为。事成后，他收受刘士杰等人的好处费50万元。

　　特征三:职务犯罪居多

　　村官的工作内容包罗万象，除了协助政府执行公务外，还包括本村的基层管理工作。但村官的犯罪问题集中在协助执行公务的过程中。

　　“村官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拆迁、国家征用等补偿方面，二是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扶持资金的使用方面，三是村集体所有的资产、企业等收益的处分方面。”刘敬新告诉记者，实践中村官滥用这三方面权力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三方面又都涉及公共事务，因此村官犯罪的种类虽然繁多，但主要以职务犯罪为主。

　　据三门峡市检察院办案人员介绍，在对村干部的举报中，以贪污、受贿为由的占到绝大多数，主要涉及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集体财产，违法、违规出租、出让集体土地，财务账目不公开，等等。

　　“村官并不是一级公务员，它与公务员的职务犯罪相比要更加赤裸裸、明目张胆一些。”三门峡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记者，随着涉农项目和资金增加，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权限空间扩大，村官在许多事务上既是实际操作者又是管理者，权力过于集中，加之他们的法治观念往往比较淡薄，这些都让村官在滥用职权时更加肆无忌惮。

　　在对七里渠南村相应面积的土地征收、拆迁和腾退后予以置换的工作中，赵宏刚的工作是配合、协助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沙河镇政府、评估公司进行拆迁工作。2009年7月的一天，在七里渠南村赵宏刚的办公室，被拆迁户刘尚荣(化名)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当时赵宏刚及沙河镇政府、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在场。刘尚荣希望自己能多拿些拆迁补偿款，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向赵宏刚提出了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