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价格为目标的调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根子在货币上
冯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子早晨出来跑步,突然跑出来四个大汉把她拦住,这个女孩子想到可能劫财,说我去借钱。四个男人觉得他没钱。又问她借钱干什么?这个女孩子说我去看性病。这些男人觉得他没有钱又有性病,就放过她了。
昨天晚上我说该从的时候得从,从不是一定表示你有性病,也不一定表示你没钱,但是如果你不从,可能就把这个孩子收拾了。现在政策保障的是买不起房的人,所以大量建经济适用房。
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错误,从全世界来看,所有政府都是不能保障所有人都有房子,只能保证你住得起房子,我们用廉租房保证。如果我们政策不改变的话,就可能继续犯更多错误,如果不改变这种政策条件的话,老百姓观念也不会改变,预期期望值也会大大提高,导致市场上对房价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市场经济的重视程度。
以价格为目标的调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昨天听到周其仁教授和樊纲教授讲到,他们认为根子在货币上。如果货币问题始终存在,如果我们土地问题始终存在,这个土地垄断、货币增量不解决,要等价格解决房地产问题,可能解决不了,最终导致市场机制破坏、金融体制削弱。消费转换的削弱,比如说梯次消费,变成一次性买一个大房子的消费。过去我们可以买一个远一点,现在不行了,矛盾后移而非消失,这个后移结果可能在明年产生更多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房地产,我们认为住宅是由家庭收入和家庭分裂速度决定,不考虑人口情况的话,一定会产生错误的决策,而办公楼重要的是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问题。中国出台政策以住宅为主的政策性打压限制性条件,人口决策上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每年结婚的对数大概900多万对,每个城市每年新增家庭户数1000多万户,从人口抚养系数看从3.13降到2.91,08年是2.86,09年没有公布,恰恰说明分裂速度是加速的。包括我们的抚养系数,从人口结构的绝对值来看,相当时间里头15岁到59岁的人2030年才能有,绝对数来说,非劳动人口年龄数会加大。
从人口红利看,2020后也出现一个巨大曲线,老年人开始花钱,而不储蓄了。我们和日本和韩国有一个巨大差别,他们都和我们曲线差不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断裂。
为什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家庭分裂速度加速?就是中间出现了一个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人口高速死亡,所以出现一个裂缝,使后一个发展阶段劳动人口进入一个高峰期。
城市化的影响可以看到30%城市化之前是29%多,进入30后,我们迅速每年保持10年的2000多万人口的高速增长,维持10年多,此后又出现一个下滑,这个下滑到现在是1000多,对市场影响是什么?大约30%住房需要由外地人占有。
这个占有量是巨大的,所以导致我们在相当一个时间仍然达不到1:1的总供应。从套数来看,08年只有493万套总生产量,对全国住宅来说占70%,去年550万套,满足不了城市1000万人口新增家庭,仍然会导致供不应求,而这个供不应求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抑制消费是导致短期矛盾向后延迟,这个延迟在未来发生可能产生更大严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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