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过程村官贪腐问题百出多与土地利益相关

　　从招待费里“抠”，返还款中“分”，土地征用及补偿费里“淘”，变卖财产中“削”，下拨资金中“吞”……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导致的造城运动铺展开来，在此过程中的村官贪腐问题也花样百出

　　“帮集体打草，顺便帮自己搂兔子。”这是某南联村民在得知周伟思被捕后对其进行的评价。而他的这番话也道出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致富路”与村官“贪腐路”并行不悖。

　　周伟思所在的南联社区是位于龙岗城市经济大动脉上的一个典型社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经济发展也不断转型升级，目前辖区城市更换和旧城改造的项目也相对集中，不少开发商都看中了南联社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土地价值。

　　据南联股份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当地居民每人每年分红超过1万元，这在龙岗区256个股份公司中经济实力排名第二。如此经济实力的背后，靠的究竟是什么?周伟思曾经坦承:靠的就是旧改，通过物业置换升值。

　　南联股份公司是什么?为何它的发家会与旧改项目紧密相连?

　　就像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在广东，与南联股份公司性质相同的公司比比皆是，简单来讲，这些公司其实就是股份经济合作社，其本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庄消失”即是城镇化客观条件所致，也是农村改革的目的和方式。在这一意义上，股份经济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村庄消失之后一种替代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改革的重要形式，近年以来，股份经济合作社在我国一些地区逐步推广开来，尤以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为甚。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速度也普遍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些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通常就是村干部。

　　“村民个个是开发商，户户是千万富翁”的田厦村最具代表性。1992年，深圳进行农城化改造，田厦村成立了田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800名田厦新村村民以土地入股，以参与项目利润分配的方式来进行城中村改造，并由30年岁的村干部郑稳棠担任总经理。田厦村的这一改革突破了以往的拆迁补偿模式，它把村民个人利益与改造项目整体利益连接起来，无论有钱没钱，楼层建有多高，均以宅基地入股，村民共享土地升值生产的效益。

　　然而，旧城改造项目始终是一块大蛋糕，田厦村大搞旧村改造，并进军商业地产，工程量巨大，身兼村官与村属企业领导者双重身份的郑稳棠自然成了许多地产商、建筑设计公司追逐的对象。此案目前尚在调查之中，而根据此前媒体披露的消息可知，郑稳棠在2002年至2012年利用职务便利，在田厦村建设工程项目中收受巨额贿赂，两名主要的行贿人分别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一家建筑工程公司负责人。

　　“在旧城改造中，土地性质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农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城市国有土地，在征地补偿方面必然要由原来的集体土地所有者即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决定和推动，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在改制过渡期常常保留政企不分的历史痕迹，因而以公权谋私利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这就是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滋生腐败的根源。”在广州市某街道办副书记看来，兼具双重身份的村干部既是旧城改造项目的推动者，又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利益方，很容易出现犯罪的情况。

　　“集体成员的公共土地与集体成员的经营性土地不能混为一谈，属于集体事务、公共事务的可以由村干部说了算，经营性的就要由农民自己说了算，村干部不能干预农民处分自己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都不可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认为，政经不分、村官权力过宽是村官贪腐的主要原因。

　　“从2012年的情况来看，村干部的形象危机有这样几个特点:涉黑、贪腐和贿选，其中涉黑和贪腐的数量与以往相比都有上涨，特别是贪腐问题，有相当多的村干部被曝贪腐金额达上千万元，远远超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唐钧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导致的造城运动铺展开来，村官贪腐问题日趋严重，村干部俨然已经成为官员群体中的“危险分子”。

　　在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撰写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中，村干部位列五大高危官员群体之首。

　　“县官不如现管”的权力变现

　　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的一份统计也显示，自2003年以来，在“洛三”(河南洛阳至三门峡)高速公路陕县段不足20公里的范围内，陕县检察院共查办贪污土地补偿款职务犯罪22件33人，平均不到一公里路段便查处一个村官。

　　在唐钧看来，频频曝出的村官贪腐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滋生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

　　有意思的是，“‘村官’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更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讲的干部，他们的职能定位是协助乡、民族乡、镇开展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告诉记者，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中，村干部并不是一级公务员，更不属于国家干部，他们只是村一级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享有一定话语权的成员，比如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村支书，等等。